《毛泽东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对《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批语》

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38]。毛 泽 东十月十六日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一段话（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的一段话。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注释[1]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是根据中共中央 1952 年 11 月 12 日作出的决定成立的，邓子恢任部长，廖鲁言任副部长，陈伯达、陈正人、王观澜和刘建勋亦曾任副部长，杜润生任秘书长。

1955 年 7 月 31 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报告的主旨是批判邓子恢等人的“右倾”，强调加速农业合作化的发展。1962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4 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邓子恢及其领导的中央农工部成为会议的重点批判对象。毛泽东同志认为以生产队为核算基础是调整人民公社的底线，包产到户就是单干，是对农业合作化的否定，并把包产到户提到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度；而邓子恢等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是搞资本主义，犯了反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错误。1962 年 11 月 9日，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

[2] 吴晗，见本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4]。廖沫沙，见本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5]。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 笔名叫马南邨、邓云特，福建闽侯人，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并主编理论刊物《前线》。[3] 参阅本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10]。

[4] 彭真(1902 年 10 月 12 日——1997 年 4 月 26 日)，原名傅懋恭，山西省曲沃县人。时任北京市市长、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 年 5 月彭真被免职。[5] “三胡”指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常务书记胡克实、候补书记胡启立。[6]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7]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把毛泽东同志的批语和王效禹同志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等，并对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了四条具体决定。[8]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9] 郭影秋，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0] 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1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外事办公室主任。[12]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调查组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抄录的阳早等四位美国专家给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写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说，我们坚决反对政治、生活上的特殊待遇，坚决要求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决不容许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为此，我们要求：１．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2．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3．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4．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５．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６．我们的孩子和中国人的孩子受到同样待遇和严格要求。7．生活待遇和同级工作人员一样。８．取消特殊化。

[13] 指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九号上登载的一位奥地利人写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信。信中除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的行为表示赞赏外，还对中国派驻维也纳使馆有关人员的衣着和用车过于高级豪华提出批评，希望“向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与这期简报一同报送毛泽东的，还有共青团中央机关文革筹委会、临时书记处九月八日印发的《—坦桑尼亚群众来信对我外事活动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提出尖锐批评》的材料，批评我驻坦使馆在外交活动中讲排场、摆阔气。毛泽东的批语写在第九号简报上。

[14] 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15] 三八作风，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16] 三大纪律，指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指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17]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8]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19] 所谓“二月逆流”，是指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一些会议（主要是二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稍前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代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意志，同林彪一伙进行的一场大义凛然的斗争。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之后，毛泽东同志对“二月逆流”作出了正确的定性。参阅本卷第 49 页《对“二月逆流”的定性》。

[20] 经中央讨论决定的疏散安排为：毛泽东同志去武汉负责大政方针；林彪去苏州；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同志去广州；张闻天同志去肇庆；陈云、王震、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同志去石家庄；徐向前、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同志去邯郸；刘伯承同志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同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同志去信阳；何长工同志去江西峡江；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六人去湖南汉寿。

[21] 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22] 陈伯达，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七○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被隔离审查。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陈伯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陈伯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23] 指一九七○年八、九月间在庐山举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陈伯达等搜集整理《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使不少人上当受骗一事。[24] 尼克松(一九一三——一九九四)，美国共和党人。一九六○年时是美国副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一九六八年当选美国总统。他在任期内，曾于一九七一年七月派遣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改变了中美两国在外交上长期隔绝的局面。一九七二年二月首次访问中国并在上海同中国方面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使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25] 铁道部原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给毛泽东写的这封信说，刘建章一九二六年入党，今年六十二岁，不知何故于一九六八年二月被拘留审查，至今已近五年。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中央专案组通知我们家属到狱中探视，发现他体质很坏，面黄肌瘦，连说话有时也咬字不清。监狱生活条件差，每天饮水只有三杯的定量，每日“放风”也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有关政治上的大事更是不得而知。信中请求改变目前这种审查方式，允许家属经常探望，或准许刘建章回家等待审查结论并治病。

[26] 李庆霖，当时是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在莆田县萩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的孩子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信中说，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停发后，孩子劳动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年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靠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加上又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因此生活很困难，请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信中还反映了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等情况。

[27] 中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六月十日印发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复信，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在开党委扩大会议时，可分出一天时间，宣读学习毛主席的信，对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进行讨论，准备在六月下半月，由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派人来中央汇报和统筹解决这个问题。一九七三年六、七月间，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

[28]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中国政府最初提出修建青藏铁路。青藏铁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项目四起三下：西格段 814 千米，20 世纪 50 年代准备建设，1979 年铺轨，1984 年运营；格拉段 1142 千米（新建线 1110 千米）因存在千里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级难题而长期停建，最终克服难题而于 2001 年 6 月开工，2006 年 7 月 1 日建成通车运营。2014年 8 月 16 日，青藏铁路延伸线拉（萨）日（喀则）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这段谈话中毛泽东同志“修到加德满都”的构想，至今没有实现。2015 年 4 月 1 日，中国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洛桑江村对到访的尼泊尔总统拉姆·巴兰·亚达夫表示，青藏铁路将从日喀则延伸 540公里，在 2020 年延伸至两国边境的吉隆。

[29] 加德满都，简称加都，是尼泊尔首都和最大城市。[3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文件上原文如此。这句话似指锦州等地还有一些战犯没有列入当时送审的一份特赦释放在押战犯的名单。[31] 当时送审的一份有关释放在押战犯的报告中讲到，拟给释放的每位战犯发十五元零用钱，但不开欢送会。另有十三名罪大恶极的战犯拟继续关押，不予释放。[32] 创造社，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团体。一九二一年在日本成立，成员多是留学日本的青年，代表人物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作的基本倾向是反帝反封建和积极浪漫主义。一九二九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其成员后来大多加入了左联。太阳社，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二七年成立，代表人物有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等。在宣传革命文学理论和革命文学的创作实践上起过积极作用。一九三○年春全部成员加入左联。新月社，新诗团体，一九二三年成立，代表人物有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等。强调诗的艺术美，使新诗在艺术技巧上得到丰富和提高。但某些成员反对革命和革命文学。一九三三年该社停止活动。

[33] 周扬（一九○八——一九八九），湖南益阳人。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文艺黑线代表人物”，被长期关押。毛泽东同志这次谈话后不久，周扬即被放出。[34]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毛主席 1956 年开始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管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1957 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具体部署反右。毛主席估计全国右派数量有 5000，邓小平给地方“定指标”，抓了五十五万。超过毛主席估计一百多倍。1958 年开始，中央就开始对大多数错划“右派”摘帽。1978 年，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

[35] 《万水千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话剧团一九五五年首演的反映红军长征的十幕话剧。毛泽东同志一九六四年观看了演出，肯定当时演出本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对如何表现好红军各方面军团结战斗等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后经反复加工修改，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再次公演。[36] 杜林，即卡尔·欧根·杜林（一八三三——一九二一），德国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曾任柏林大学讲师。他曾称要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实行“全面的变革”，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伟大导师恩格斯在一八七六至一八七八年写的《反杜林论》一书中，对杜林的理论体系作了系统的批判。一八七七年，杜林因公开指责柏林大学物理系教授赫尔姆霍茨，被取消了讲师资格。

[37] 廖耀湘（一九○六——一九六八），湖南邵阳人。原任国民党军第九兵团中将司令。一九四八年十月底，在辽沈战役第二阶段中全军覆没后被俘。[38] 梁漱溟，原任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