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 年

1月 1日为转发萧向荣〔1〕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关于各军事部门检讨同苏联顾问关系的综合报告，写批语：“这个总结很好，发给军事系统一切有顾问的单位。继续团结所有顾问，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凡未送检讨报告者，应迅速送来。嗣后每年检讨二次。一九五三年应于七月间检讨一次。此件并发给政府系统各有顾问的单位以为参考。” 同日审阅彭德怀〔2〕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康藏公路昌都至拉萨段定线问题的报告和西南军区同月二十九日关于康 〔1〕 萧向荣， 当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1954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2〕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1953年1月27日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2 1 9 5 3年1月藏公路定线问题给彭德怀、邓小平〔1〕的报告。彭德怀的报告说:现对昌都至拉萨段定线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中央交通部、 中财委、西南军区均主张采取南线，西藏军区主张采取中北线。 毛泽东批示：“周〔2〕、邓阅，退彭办。采取南线为适宜。”二日， 彭德怀致信王首道〔3〕：“康藏公路请照毛主席批示决取南线。” 1月 2日阅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罗瑞卿〔4〕关于敌人在我企业生产过程中进行破坏情况的报告，批示安子文 〔5〕:“这十八件重大事故，应作为审查的根据之一。” 1月 4日阅曾山、姚依林〔6〕一月二日关于国营商业经营不善、 积压商品过多、占用大批资金问题的报告，批送周恩来、 〔1〕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政务院（1954年9月改为国务院，下同）副总理。1953年9月又任财政部部长。1954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同年9月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周，指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9月任中央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54年12月任主席）。 〔3〕王首道，当时任中共交通部党组书记、交通部副部长。1954年11月又任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任。 〔4〕罗瑞卿，当时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1955年7月改称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年11月又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 〔5〕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人事部部长。 〔6〕曾山，当时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商业部部长、 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11月先后任商业部部长、 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副主任。姚依林，当时任商业部副部长。

1月 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 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4〕。这个指示是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草的。指示指出：“中央收到山东分局纪律检查 〔1〕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9月任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至1955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至1954年9月）、中央军委副主席（至1954年9月）。1954年9月又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2〕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1956年9月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至1954年9月）。1954年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3年，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1954年8月高岗在北京自杀身亡。 〔3〕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9月任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1月 6日下午，先后同陈正人、黄炎培〔2〕谈话。晚上， 同陈毅谈话。 1月 7日签署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第一期开学典礼的训词。训词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 “你们应当成为全军在步兵方面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和领导者。” 1月 8日致信黄炎培：“昨谈违法乱纪事项的有关文件， 兹附上，阅后请予掷还为荷！”随信送去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关 〔1〕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9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1955年1月又任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主任。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泽东的秘书。1955年1月、6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1954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9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全国政协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1954年9月、11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赖若愚，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1953年5月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 〔2〕陈正人，当时任建筑工程部部长。1955年1月、11月先后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 黄炎培， 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至1954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1954年12月任副主席）、轻工业部部长（至1954年9月）、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月 9日阅安子文一月七日关于检查原察哈尔省〔1〕农村整党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在第一批农村整党结束后，必须认真地进行总结，教育整党干部，整编整党队伍，并拟定下一批整党计划。凡没有总结或总结得不好的地方，则不准仓促草率地开始第二批整党。毛泽东批示：“同意此件所提意见，即由组织部指导各地组织部照此处理。第一批整党完毕，应有一个停顿时间 (例如一个月），进行总结和布置，然后再开始第二批整党。”并批送周恩来、邓小平、朱德阅，退安子文办。 1月 11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有十八位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 1月 13日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议题为筹备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问题。周恩来作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问题的说明。在李济深、章伯钧〔2〕、 黄炎培、张治中、傅作义、陈叔通、马叙伦、彭泽民、 〔1〕察哈尔省于1952年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河北、山西两省。 〔2〕李济深，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章伯钧，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1954年12月任副主席）、交通部部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1953年6月又任副主席）。 8 1 9 5 3年1月乌兰夫、陈嘉庚、李章达、何香凝〔1〕等发言后，毛泽东作总结讲话，阐明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的几点意见。关于现在办全国选举工作的根据问题，他说：根据的一个方面是《共同 〔1〕张治中，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 (1953年1月27日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56年3月任副主席） 。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傅作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常委）、水利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蒙绥军区(1954年 3月改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

1月 31日签署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给后勤学院的训词。 训词指出：“对于现代的军队 ，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的科学、不需要有系统的学习 、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军队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 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彭真出席，高岗、邓小平、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列席。毛泽东在会上说：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税收，二、劳资关系，三、商业 、调整，四、资金短缺。这些问题都要解决。 1月审阅修改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同前来协商日侨归国问题的日本代表团第一次正式会谈时的谈话草稿。草稿说：“我们同情日本人民今天的处境及其为争取独立、民主、和平而奋斗的努力，我们把日本人民看做是自己的朋友。”毛泽东将其中的 “我们把日本人民看做是自己的朋友”，改写为：“日本人民的这种努力，已有许多事实表现 。因此，我们把一切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看做是自己的朋友，把他们和吉田〔1〕政府区别起来。”

2月 1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高岗、邓小平、 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胡乔木列席。毛泽东说：不能说“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只是国营的工业、运输业和批发商已经改组了，其他并没有改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 〔1〕吉田，指吉田茂，当时任日本首相。 18 1 9 5 3年2月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 工业方面还远未完成，国营商业零售面逐渐扩大。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从个人所有制变为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 2月 2日为转发新华社一月三十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十四期刊载的《河北省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情况严重》的报道， 批示新华总社：“很有用处。 请将此稿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的同志们阅看，作为参考。并请令知各省市新华分社仿照河北分社的办法，从各省市方面采访此类消息，刊入《内部参考》。河北省委负责同志林铁、薛迅〔1〕等集中地揭露了该省基层组织中发生的许多违法乱纪事件，证明中央一月五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 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已经引起他们的注意;但大多数省市还无这样的反映，故请你们注意在各省市采访这同一主题的消息，并将其中最典型的消息通报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以促起他们的注意。” 同日为转发中共河北省委一月二十四日关于扩军工作情况给华北局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请华东、西南、西北、 中南、东北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加以注意，以利在本区扩军运动中，纠正偏向，完成任务。” 报告说：全省完成扩军任务已有充分把握，但在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一些落后地区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脱节，普遍发动与个别动员脱节。在宣传中只说大道理， 不联系实际，也有的乱讲，甚至错误地宣传三不归（不死不归， 不残不归，不打完帝国主义不归），形成对部分军属和新兵的思想压力。 〔1〕 林铁， 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 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5年2月改为省长） 、 河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政治委员。薛迅，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2月 3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周恩来准备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稿。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 林伯渠出席会议，邓小平、薄一波、习仲勋、陈伯达、李维汉、 胡乔木列席会议。 2月 3日或 4日审阅修改周恩来准备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稿。在报告稿中谈到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大成就的原因这一段话中的“它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发挥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之后，加写：“是由于我国各民族、 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分子和海外华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形成了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2月 4日阅新华社二月二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十六期刊载的《安东县〔1〕干部中一件严重违法乱纪案长期未处理》 一文，该文反映安东县区村干部违法乱纪、刑讯逼供造成错案。 毛泽东批示胡乔木：“此件应在《人民日报》发表，请酌办。” 六日， 《人民日报》报道了这起严重违法乱纪案件。 同日阅罗瑞卿、萧华二月二日关于一九五二年十一、十二两月的综合报告，批示聂荣臻 、黄克诚：“为了防御台匪空军向上海一带的可能的攻击，上海空军及防空两方面均须提高警惕， 加紧整顿，准备随时可以对敌作战，确保上海一带的安全。为此请与志司、防司〔2〕筹商应敌计划告我为盼。”九日，审阅萧向荣六日关于加强上海防空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同意这 〔1〕安东县，今辽宁东沟县。 〔2〕防司，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的简称。 20 1 9 5 3年2月个部署。高射炮弹药问题〔1〕 ，请周总理注意。彭、周、朱、刘、 黄克诚阅，退萧向荣。” 同日下午三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陈叔通作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会务报告，郭沫若〔2〕作关于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经过和成就的报告〔3〕。 同日晚上，同安子文、胡乔木谈话。 2月 5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一九五三年国家财政预算。刘少奇、朱德、周恩来、 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邓小平、薄一波、习仲勋、 曾山、陈伯达、黄克诚、罗瑞卿、张宗逊、刘澜涛、杨尚昆、贾拓夫、安子文、胡乔木、赖若愚、胡耀邦出席会议。 2月 6日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 、《关于常务委员会会务报告的决议（草案）》 、《关于支持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各项要求的决议（草案）》 、《致中国人民志愿军电稿》。 同日晚上，审阅修改安子文准备二月七日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给发言稿加标题《我们必须在全国范围内 〔1〕 萧向荣在1953年2月6日的报告中提出防空部队的目前困难是高射炮的弹药太少。 〔2〕郭沫若，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至1954年9月）、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至1954年9月）、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 〔3〕以宋庆龄为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1952年12月12日至19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2月 7日关于修改和公开发表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批示薄一波：“请在你的报告内学苏联办法将各类具体数字加进去〔2〕 ，并准备公开发表。”同日，嘱机要秘书打电话给高岗、 陈伯达、胡乔木：明日中午薄一波有一个一九五三年预算报告送给你们，请认真阅改两遍，并于晚上带到会场。 同日下午，出席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议。在祝贺会议的成功之后，发表三点意见 。第一，要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 由于美帝国主义坚持扣留中朝战俘，破坏停战谈判，并且妄图扩大侵朝战争，所以，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 〔1〕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人事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54年12月任秘书长）。 〔2〕1953年2月6日胡乔木写报告给毛泽东，说苏联和东欧各国每年预算的绝对数字 （包括收支总数字和分类数字）也都是公开的，与资本主义国家并无不同。 22 1 9 5 3年2月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 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第二，要学习苏联。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 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 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 第三，要在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反对官僚主义。现在在不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中存在着很严重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和滋长，是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即以中央一级机关来说，许多部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还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使自己的领导常常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 以致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的严重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经常地深入下层， 检查工作。如果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克服了官僚主义，下面那些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现象 ，也一定会得到克服的。这些毛病都去掉了，我们的国家计划建设就一定会成功，人民民主制度就一定会发展，帝国主义的阴谋就一定会失败，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完全的胜利！会议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常务委员会会务报告的决议》、《关于支持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各项要求的决议》等文件。 2月 8日晨，阅周恩来二月七日关于座谈一九五三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表等问题的来信后批示： “周总理：概算表可在今晚

2月 9日为转发安子文关于目前整党建党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中央批准安子文同志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关于目前整党建党情况向中央所作的报告，并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遵照执行 。中央认为报告中所提各项意见和办法是正确的。” 安子文的报告提出今后仍必须加强党的工作薄弱地方的建党工作。报告在讲到农村整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时说， 主要是有些地方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政策，在反对党员剥削行为 〔1〕指周恩来定于1953年2月8日下午举行的欢迎苏联新任驻中国大使潘友新的酒会。 〔2〕指薄一波准备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的关于1952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及1953年国家预算的报告稿。 〔3〕李烛尘，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 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盛丕华，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上海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 24 1 9 5 3年2月中有“左”的偏向，组织互助合作中有急躁情绪和形式主义的偏向，在对党员的审查与处理中有畸轻重的现象，拟在第批整党中注意纠正。 同日审阅修改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二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及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编成的报告（草稿）》，作多处修改，主要加写两段话：（一）“这个新阶段是以过去三年恢复阶段中所获成绩为基础的。过去三年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艰苦奋斗和一致团结， 使得我们解决了恢复经济这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已比国家初建时的那种残破不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的经济一般已经恢复到过去最高年产量的水平 ，其中大多数项目则已超过了这一个水平，有些并已超过得很大 。这样就给了我们以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可能， 就给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基础。 一九五三年是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第一年。”（二）“个人所得税是一切财政制度上了轨道的国家都实行的，这不但是为了国家的收入，而且是为了养成国民对于国家事业的关心的一种物质的表现。”〔1〕并批示：“表和报告印发给明天到会各人， 请他们带回去研究，提出修改意见， 写在便条上， 于十一日带来。” 同日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 在会上就国家预算问题讲话，指出： 要重点开支，以顾全大局，可缓办者缓办。这就要说服我们的同志们， 一定要重点建设， 平均摊派是不行的。 只要把大的搞起来， 天下样子就变了。预算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增加收入，但必须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之上 。第二道防线是减少支出，估计有很大一部分是支不出的。这个预算还是不准确的，还是要变的， 收入要变多，支出要变少，基础是巩固的，不怕。第三道 〔1〕这段话在《关于 1953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发表时删去。

2月 10日同意以毛泽东名义向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赠送锦旗。锦旗的题词是：“伟大的苏中两国人民及其武装力量的亲密团结是远东及世界和平的可靠保障。” 二十二日下午，周恩来在庆祝苏联建军三十五周年、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大会上， 代表毛泽东将锦旗赠送苏军指挥官。 2月 11日就揭露美方破坏协议、击伤朝中代表团工作人员等问题，致电丁国钰〔1〕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二月九日二十一时来电和二月八日二十三时半简报及附件均悉。同意来电所作的估计。关于处理方面， 你们所提的办法是可以采取的， 但在精神上，应首先揭发对方 ，予以打击，并争取主动。因此， 在联络官会议上，你们应指出对方有意破坏协议、轰炸扫射我方代表团车辆，并击伤代表团工作人员三人，对方对这一事件至今未作任何交代，反来要求我方提供对方清楚地知道的材料，明明是有意刁难， 企图寻找借口， 推卸责任。 对方必须立即承认事实， 并作出明确的交代，其任何借口、拖延均不能卸脱或掩盖这一责任。上述精神，你们可在会议中引申事实，予以发挥。此次联络官会议可由朱然、柴成文〔3〕两同志出面，以便进行斗争，同时注意在新闻上予以配合。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薄一波、陈伯达、 胡乔木开会。 〔1〕丁国钰，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1953年4月任首席代表）、志愿军代表团工作委员会书记。 〔2〕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朱然，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首席联络官。柴成文，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联络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秘书长。 26 1 9 5 3年2月 2月 12日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薄一波作的《关于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的报告》，通过《一九五三年国家财政收支预算》。 毛泽东作总结讲话，他说：这个预算报告准备发表，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大家来讨论。过去我们有些东西不发表不好，不仅人民不知道，干部也不知道。现在我们走上轨道了，要发表。这个预算就是建筑在这样的信心上： 我们现在是一边打仗、一边建设， 而且是越打越有劲，越打使得建设越有劲，越建设使得打仗越有劲，不怕什么帝国主义。在谈到反官僚主义问题时说：首先就是整我们的中央机关，这一级整好了，底下就好整了。今年要切实整一下，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 ，不管是财经、文教、政法，都要检查一次。着重整官僚主义犯得严重的部门。在谈到华侨问题时说：华侨对祖国是有帮助的。 华侨的帮助，不在出多少钱、投多少资，而是整个华侨（有一千一百万华侨散布在世界各国）的绝大多数是拥护人民政府的，只有少数人是站在台湾方面。这是一个最大的帮助。再就是侨汇很大，现在超过过去很多，每年一亿五千万美金，这也是一个帮助。 2月 13日将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批给胡乔木：“请与齐燕铭〔1〕联系，看是否有修改意见，收集起来，于明日（十四日）加以修改，送我一阅，准备于十五或十六日发表。请通知人民日报写一社论。”十四日，在胡乔木修改稿上又作修改，其中加写：“公债一方面是人民的储蓄，一方面又是人民对国家关心的一种表现 ，它是爱国主义的。”十八日，这个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 〔1〕齐燕铭，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 1954年 9月、11月先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

2月 14日为转发罗瑞卿二月十日关于在公安系统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 、各公安机关，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的批语： “中央认为在公安系统内按照中央一月五日指示， 有计划地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 〔1〕陈毅在电报中提出：脱离中心工作任务去孤立地空反官僚主义，达不到深入实际的目的。目前反官僚主义、反违法乱纪等正是要大做才对。军区党委每一个月只要能比较彻底地检查三四个部门，彻底痛打一番官僚主义，对全盘工作即可推动，并不需要把一切工作停下来专搞 “新三反”。 〔2〕唐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28 1 9 5 3年2月是完全必要的，中央批准罗瑞卿同志二月十日的报告，并将此报告转给你们，望督促公安机关按照报告所述方针和步骤妥善实施之。”报告说：镇反运动的伟大胜利，也掩盖着我们工作上和组织上不少严重的缺点和错误， 也的确出现过和存在着不少坏人坏事，存在着严重的违法乱纪现象。在农村区乡公安人员中则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这些严重情况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 并长期得不到纠正，主要原因是各级公安领导机关有严重的官僚主义，放松了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工作，不深入基层，不了解情况。因此，在公安系统内开展一个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十分必要。 同日审阅赖传珠、徐立清二月十日关于军队实施军衔制度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照办。退赖、徐。刘、周、朱、高、 黄克诚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于一九五五年九月开始实行军衔制度。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彭真、邓小平、薄一波、陈伯达、安子文、胡乔木开会。 2月 15日晨，乘专列离开北京外出视察。罗瑞卿、杨尚昆、 杨奇清、武竞天〔1〕等随行。 同日到达河北保定。在专列上听取马国瑞〔2〕汇报河北省工作。随后，到达石家庄、邢台。在专列上听取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齐一丁、市长康修民汇报石家庄市工作，并为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题词“为国牺牲，永垂不朽”。又在专列上听取邢台县长张玉美汇报全县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情况和两个村的具体情况。得知 〔1〕杨奇清，当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安部部长、最高人民检察署中南分署检察长。1954年9月任公安部副部长。武竞天，当时任铁道部副部长。 〔2〕马国瑞，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河北省政协副主席（1955年11月任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2月 16日上午，乘专列到达郑州。开车后，同在郑州上车的潘复生〔1〕、王化云谈话，并向王化云了解三门峡水库建成后的使用年限等问题。强调修水库的同时应注意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的问题，“要修水库，不要修泥库”。 同日中午，到达许昌。开车后，同在许昌上车的纪登奎 〔2〕谈话。在得知纪登奎文化程度是小学毕业时说：文化高低不在上过大学还是小学，你们知道谭震林、李先念、谭政〔3〕 几个同志吗？他们有的是上过小学，有的没有念过书，现在都很好，主要是靠自己努力学习。像王化云同志，他就钻进去了，就是一个榜样嘛！毛泽东还谈起一九一八年八月第一次从长沙到北京途中的情况，说：我送勤工俭学学生乘火车去北京，路坏了， 〔1〕潘复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 〔2〕纪登奎，当时任中共许昌地委书记。 〔3〕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1954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5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1956年12月撤销）主任。1956年9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副书记、湖北省委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6月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同年9月、11月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任。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副书记、华南分局第三书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1954年10月、11月先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4月、9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56年9月又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1 9 5 3年2月 31 在许昌候车三天。到了郑州，黄河正在涨水。那时候还是北洋军阀统治。现在革命成功了，都归我们管了，事情好办了。比如黄河，过去不归我们管，治黄问题不能解决，现在黄河回到了人民手里，人民就有权利医治它。 同日下午，到达驻马店。晚上，到达汉口。 2月 17日上午，听取中共孝感地委书记王良等关于土改后农村状况的汇报，了解农民的情绪和集市上蔬菜、猪肉的行情， 下一步人民政府应做的工作和对中央、省委有什么意见。谈话中毛泽东讲到过渡时期问题，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他扳着指头解释说：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六步六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了。请你们把这话传达给县委书记和县长。 同日上午，乘船沿长江支流汉水上行，察看汉水两岸。船到汉阳高公街附近靠岸，登岸上龟山游览。 同日晚上 ，同李雪峰〔1〕、李先念、刘子厚、王任重〔2〕 谈社会主义问题，并了解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情况。 毛泽东说：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 〔1〕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以上两职至

3月 20日上午 ，同胡乔木谈话。本日，胡乔木致信毛泽东， 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他认为，任务多的问题，除各部委的责任外，还与中央书记处批发电报的状况有关，因为也有一些下面认为过重的任务是由中央批准过的（至少电报是用中央名义发的）。毛泽东阅后批示： “此点请各同志注意，用中央名义批发的电报不要太多了，非十分必要者不要批发。”二十二日，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报来中央及中央直属各部委自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三月二十日止，所发全国性电报的分类统计报告。报告说：这期间中央署名发各 〔1〕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2〕贺诚，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兼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 1 9 5 3年3月 65 地的指示、通报有一百二十八份，中央直属各部、委署名发各地的指示、通报有九十八份，以上两项共计二百二十六份，以七十九天计，每日平均不及三件。毛泽东阅后批示：“中央在七十九天中发文统计。饶、安、习、周、朱、彭、高、邓、邓〔1〕阅， 退毛。”“还是太多，要减少。” 同日下午，同邓小平、薄一波谈话。 3月 21日阅人民日报社总编室三月十八日编印的《党报通讯》第四期刊载的《上海市税务机关征税中违反政策现象严重》 一文，批示：“薄一波同志：上海税务局应加整顿，对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应作适当处置，争取主动， 免被资本家告发，陷于被动。” 同日审阅邓小平本日报送的徐子荣〔2〕三月十三日关于侵入我国渔区的三艘日本渔轮的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说：山东水产青岛分公司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二月捕获侵入我国渔区的日本渔轮三艘。现提出如下处理意见：第一，对属独占资本家的一艘渔轮及鱼类全部没收。对属小资本家的两艘除没收鱼类外， 渔轮发还。第二，三十八名船员的私人物品发还，船员教育后释放回国。邓小平批示：“同意。主席阅后退徐子荣同志办。”毛泽东阅后批示：“三艘渔轮，可一起放还，只没收其鱼类。俟将来东京日本水产公司渔轮再来侵渔时， 再决定没收其渔轮不迟。” 二十二日，邓小平批示徐子荣：“请照主席批示办理。” 同日阅萧向荣三月十三日关于中央军委第十六次例会情况的报告，批示萧向荣：“各项〔3〕均同意。惟运动员三千人是否 〔1〕饶、安、习、周、朱、彭、高、邓、邓，指饶漱石、安子文、习仲勋、 周恩来、 朱德、彭真、高岗、邓小平、邓子恢。 〔2〕徐子荣，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 〔3〕指报告中谈到的军以下各部队以参谋长为第一代理人的问题、军训部的干部配备问题、军事体育问题，以及军队中的抚恤工作改由后勤部门主管的问题。 66 1 9 5 3年3月可以减少的问题，请由萧克〔1〕、萧华二同志会同政府有关此事主管人员，商量一次，加以研究，作出统筹计划，送周总理、彭副主席和我核阅。” 同日下午，同陈正人谈话。 3月 22日复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三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两电均收到。我们同意所提方针。这实际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2〕同志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即将已达成协议的俘虏按比例交换，而将未达成协议的俘虏交给如印度一类的中立国管理，待后解决。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 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成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愿遣返’原则相冲突。 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 同日晚上，同乔冠华谈话。 3月 23日就准备同意讨论交换重伤病战俘问题等，复电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3〕，指出：（一）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4〕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5〕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 〔1〕萧克，当时任中央军委军事训练部部长。 〔2〕谢明诺夫，斯大林的代称。 〔3〕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修改后发出。 〔4〕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5〕杜鲁门，曾任美国第33 届总统，1953年1月离任。 1 9 5 3年3月 67 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二）关于克拉克二月二十二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到会二十一人。 3月 24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草案）》稿和《人民日报》社论稿《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 。对《决议》写一个说明， 修改一段文字，加写两段话。写的说明是：“这个决议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至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通过成为正式决议，并作了部分的修改。”毛泽东本日修改的一段文字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中央估计了它们的两方面的性质，即私有的性质和合作的性质。初级互相组的组员，他们的生产资料是完全私有的， 但也带了共同劳动的性质，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常年互助组则使这种萌芽进一步生产起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有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农民有土地私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 农民得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得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这些条件来说，它保存着私有的性质。就其在农民以土地入股后得以统一使用土地， 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劳动， 实行记工取酬，按劳分红，并有某些公共的财产这些条件来说， 它就比常年互助组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加写的两段话是： “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避免。”“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 68 1 9 5 3年3月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 ，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 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方面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 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在修改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草案时，加写一句话:“贷款还期不应当是春借秋还，必须待农民有了两个收成之后然后令其归还。”在审阅和修改三个文件后，致信邓子恢：“指示和社论都看了，只改了几个字。互助合作决议，改了三处，请你看过后，派人走送高岗、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同志一阅（一天轮完） ，如果你及他们都同意，请叫廖鲁言〔1〕同志将修改处抄正，再送报社发表。互助合作决议修改处，陈伯达同志已看过。社论，陈伯达同志有些意见，请与他再加斟酌。”三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四月一日，毛泽东批示将三个文件汇编成册，题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发到全党。 同日阅中共湖北省委三月二日关于贯彻全省手工业代表会议精神给所属的指示，批示：“子恢同志：湖北此件很好。第七 〔1〕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政务院副秘书长。1954年9月又任农业部部长。1955年11月又任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 1 9 5 3年3月 69 页上所说十项协议〔1〕你处如有，请给我一阅。请你替中央起草一个电报，将湖北文件转发各地， 要各省也召开手工业代表会议， 如何？”湖北省委的指示说：湖北自解放以来手工业有很大发展，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把小生产者当作资本家，把劳动者内部雇佣、师徒关系当作劳资关系，因而造成关系紧张，影响生产。加之盲目强迫组织联营和合作社，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某些措施不当，致使部分手工业者不敢大胆雇人， 〔1〕指1953年2月召开的湖北省手工业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师徒、雇佣、 劳资之间几项问题的协议》。主要内容是：（一）学徒主要任务是学好技术，因而必须端正劳动态度，遵守劳动纪律，听从师傅在生产上的分配与指导。师傅不得打骂和虐待学徒及强迫学徒做与生产毫无关系的事情， 传授学徒技术， 提倡教得好， 教得快，教得全。提倡尊师爱徒，提倡师傅以教好技术为光荣，学徒以学好技术为光荣。（二）新收学徒，老板可以自由收请不受限制，但在确定收学徒时须通知工会，并在当地劳>部门备案。（三）现有学徒今后主要是学好技术，师傅教好技术，师徒双方负责订立合同，要求在学习期满时，能够掌握一定的技术。（四） 学徒因公致病之医药费用， 经医生检查证明， 小病、 轻病及短期病症由师傅负担， 大病、重病及长期病症，如师傅全部负担有困难时，可由工人申请，从工会会员困难补助金中酌情补助一部分。(五）学徒3 年出师之旧例可以保持，但应尽可能提前教好技术。出师后如因生产发展店内用人，双方自愿可以留下工作，工资另行协商。(六）劳动者内部的雇佣关系，应本有利生产，团结互助，协商解决之精神，处理一切问题。（七）劳资关系中如有纠纷，应本发展生产、劳资两利原则协商解决，必要时可经过劳动部门调解、仲裁或经法院判决。（八）雇请临时工人期满后可以辞雇，不作解雇处理。（九）工作时间，在半机器工厂及手工工场中，每日工作时间，一般不超过10 小时；零散的厂店、作坊，每日工作时间一般不超过12 小时。（十）休息日连同新旧假期在内，一年暂定45 天至70 天，各地各业可结合具体情况协商规定。基层工会干部之会议活动，每月不得超过两个生产日，一般工人活动不能占用生产时间。 70 1 9 5 3年3月增加资本，扩大生产。这些都使手工业品供不应求的情况更加严重。指示作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六项决定。 同日下午，同陈伯达谈话。 3月 25日为转发中共山东胶州地委三月十四日关于通过县、 区、乡干部大会布置和检查工作进行“新三反”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指示。指示说：“此件极好， 可以发到县委阅看（并登党刊） ，并可普遍仿照施行，有利无弊。 胶州专区所辖各县中巳有五个县正确地解决了新三反的问题。其办法是由县委召集县、区、乡三级干部开会，到会人数多者一千四百人，少者七百多人。他们不是专为新三反而开会的，而是为了检查过去工作，布置今后工作而开会，就在这个会中展开了新三反斗争，由县委先作深刻的自我检讨，引导区、乡干部向县、 区提出批评，并广泛地展开了自我批评。会议不但批评了坏人坏事，又表扬了好人好事，使人们知道去掉命令主义之后如何去做工作。开会时间十二天至十五天，是用整风方式进行的。这样做， 受损伤的人很少，而团结教育觉悟起来的人则很多，各地都可以这样做。由省委指导地委，由地委指导县委好好地去做，做得愈有准备有秩序些就愈好。至于极少数最典型的坏人坏事，则须经过详细调查研究，作专案处理，并予以揭露，教育党和人民。” 同日下午，同邓子恢谈话。 3月 26日听取周恩来汇报同苏共领导人商谈朝鲜停战方案的情况，并确定中国政府应采取的方针。 3月 27日阅财政部三月二十五日关于上海市税务机关征税中严重违反政策情况的报告，批示：“薄一波同志：此件有教育意义，应由中财部（加一报头，说几句话）发给各大区及省市财委及其财政管理局。” 1 9 5 3年3月 71 同日致电金日成〔1〕。电报说：现友方〔2〕提议，拟以金、 彭名义复克拉克一信，表示我方完全同意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以重开谈判之门，然后再由北京、平壤、 莫斯科相继发表声明，准备在遣返战俘问题上作一让步，以争取朝鲜停战，但也准备在争取不成的情况下继续打下去。请考虑在平壤发表声明后，即由人民军总部宣布南日同志已任外相，改派李相朝同志为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拟告李相朝同志偕乔冠华同志于本月底由北京动身经平壤往开城。中国志愿军谈判代表拟即由丁国钰、柴成文两同志担任。李克农待谈判重开后即来开城。 同日致电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3〕，指出：如金首相同意此项信稿〔4〕 ，请即以电话告开城并电复我们。开城可于二十八日下午将此信交给对方，平壤、北京于二十八日晚广播， 二十九日登报。如美方同意派联络官会晤，商定恢复谈判日期， 望即电告。 同日复信黄炎培：“三月二十六日的信〔5〕及附件收到， 甚谢。此种材料有用，已转付有关同志阅看。五反以来延未解决的问题，今年大致可以获得解决，但尚须大家努力。” 同日复信林志钧〔6〕：“惠书及悼斯大林大元帅长诗收到， 充满对人民的感情，极为钦佩。” 同日晚七时四十分，同邓子恢谈话。 同日晚八时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指苏联。 〔3〕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后发出。 〔4〕 指由中方起草的金日成、 彭德怀对克拉克1953年2月22日来信的复信稿。 〔5〕 这封信中主要介绍了中国民主建国会收集的工商界“五反”以来存在问题的情况。 〔6〕林志钧，当时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 72 1 9 5 3年3月 3月 29日为转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三月二十六日关于“新三反”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的批语：“山东分局此件指出各点均很好，可供各地参考。”山东分局的报告提出在“新三反”斗争中，要掌握三个环节：（一） 结合中心工作处理违法乱纪的典型事例。到一定阶段，对好人好事予以表扬，好的、坏的典型都公之于众。（二）通过召开党代会、 人代会及干部会议，检查总结和布置工作，领导上进行自我检查， 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 （三）今年参军运动及春耕生产工作均紧密地贯彻了 “新三反”斗争的精神。报告还提出，要严格防止界限不清、打击面过宽的偏向和以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以命令主义反命令主义、以违法乱纪反违法乱纪的错误。 同日晚九时，审阅周恩来《关于朝鲜停战振判问题的声明(草稿）》，在末尾加写一句话：“如果联合国军方面对于谋取和平具有诚意的话，我方这个建议是应该能够被接受的。”半小时后， 约周恩来商谈。声明指出：中朝两国政府在共同研究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提出的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之后，一致认为根据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这一问题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关于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对于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显然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之，我们认为，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以保证停止朝鲜战争并缔结停战协定的时机，应当说是已经到来了。但是鉴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目前达成朝鲜停战的唯一障碍，并且为满足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本着一贯坚持的和平政策， 本着一贯努力于迅速实现朝鲜停战，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维持和巩固世界和平的立场，准备采取步骤来消除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以促成朝鲜停战。为此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1 9 5 3年3月 73 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同日晚十时二十分，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3月 30日致电金日成〔1〕： “现将北京声明稿发上，并请转给友人一阅。此稿准备于今（三十）日晚间广播，三十一日登报。你对此稿有无意见，望立电复。平壤声明何日发表，请告。” 三十一日，复电金日成：“三十一日电悉。你的声明〔2〕，我们完全同意。” 同日阅全国合作总社西南区办事处三月二十日关于西南区合作社调整商业后的严重情况的报告，批示：“邓小平同志：此件值得注意。你前次所谈万县事件和江津事件，均是当地犯了错误。万县材料见早几天的《内部参考》，是三反、五反中地书〔3〕 曾戎犯了严重的乱打乱捕及迫死许多人的错误所引起的，应当彻查平反。合作社问题则不止江津，而是全四川各地，犯了大规模撤退的错误。办上请你以电话与西南局一商妥为处理。”西南区办事处的报告说：四川省截至三月初的不完全统计，各地合作社撤销了三千五百多个经营和生产单位，营业额普遍下降。由于这样收缩，造成了合作社业务上的混乱和社员的不满。不少干部无原则迁就私商，私商乘机扰乱市场，杀价收购、高价出售。 3月 31日审阅修改邓子恢根据毛泽东三月二十四日指示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手工业问题的电报稿。主要修改情况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指金日成发表的《完全同意和支持周恩来〈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的声明》。金日成的声明于1953年3月31日发表。 〔3〕地委书记的简称。 74 1 9 5 3年4月比重，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可缺少的一种经济形式。”“由于农民目前的生产资料（如农具、肥料等）与生活资料（如布、 手巾、鞋袜、烟等）百分之六十、七十，有的竟至百分之八十左右是依靠城乡手工业品供应（即是说目前农村依靠近代工业供应的物资，只占农村需要量的百分之四十、三十或二十左右），而农产品亦有很大部分作为手工业原料销售。”并将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应当重视手工业的指示》。同时批示杨尚昆：“此件发到会各同志，准备讨论用。”四月二日，再次审阅这个指示稿。在指示稿中第三项“对于手工业中存在着劳资、雇佣和师徒三种不同的关系划分不清，处理不当，对于组织联营和合作社，采取强迫命令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手工业者的生产情绪，不敢大胆雇请工人、学徒，增加资本，扩大生产，这些均应加以注意，有步骤地分别加以解决”之后，加写：“但在另一方面，目前仍有一些手工业资本家和手工业者对于工人和学徒存在着待遇恶劣的情形，亦应当予以妥善的处理。”四月四日，批示邓子恢：“湖北手工业协议，似可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请予酌定。”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湖北省的《关于师徒、雇佣、劳资之间几项问题的协议》。

4月 1日下午六时十分，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六时半， 同张闻天谈话。 4月 2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同意推迟执行群众性戒烟运动的指示稿，重拟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推迟群众戒烟时间和给地方党政以权力推迟或停止上级所发那些不合实际情况的命令指示问题的指示》 。对指示稿修改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湖南省委三月十四日电及中南局三月二十一日来电均悉。 中央同意湖南省委及中南局的请求，将群众性的戒烟运动推迟执行。并认为凡对生产有妨碍的工作，不论是中央哪一个部门部署的，只要当地党委认为有必要推迟进行，均可提出请求， 1 9 5 3年4月 75 推迟进行。此外，根据主观主义设想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任何上级的命令指示，必须加以废止或修改者， 地方党政有权提出意见。 遇到这种情况，地方党政从实际出发提出意见，是正确的；不提意见，将不正确的命令指示，违反群众意见硬着头皮往下推，则是不正确的。当然，除了遇着紧急情况，地方党政有权得先行处理，然后报请上级追认外，一般事件，最后如何处理，均应报告中央或其他原决定的上级机关批准，然后执行。” 同日阅中南行政委员会三月三十一日关于整顿小学若干问题的指示，批示：“周总理、习仲勋同志：此件你们觉得如何， 我看很好，请习交教育部加以研究，有不妥当处酌加修改，由政务院转发各大区、省市仿照施行。” 二十二日，政务院转发修改后的中南行政委员会的指示。指示说：整顿巩固、保证质量， 是中央对目前整个文教工作的总的方针。中南区的小学教育，过去三年来有很大发展，但由于领导上缺乏计划性，工作带有很大盲目性，目前情说相当混乱，质量多数低劣。因此，必须加以认真的整顿。指示提出了六项具体整顿措施。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听取高岗接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的情况说明，讨论 《中共中央关于应当重视手工业的指示》。 4月 3日阅白学光〔1〕三月二十七日关于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领导工作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致信周恩来、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诚。信中说：“白学光同志这个报告，深刻地揭露了军委卫生部的领导方面所犯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据白学光的报告看来，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 〔1〕白学光，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政治部主任。 76 1 9 5 3年4月手解决。提议：（一）请彭、黄主持，在军委例会上讨论一次， 邀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及白学光同志到会，决定解决方案， 付诸施行。 （二）政府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不要兼任，另物色适宜的同志（不一定要学过医的同志）充任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以上请彭、黄酌办。因为白学光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是否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有多大差别。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可能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塌糊涂，既看不见政治领导，也看不见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只是没有白学光这样一个人作出这样有条理有根据的揭露，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请习、乔参考白学光的报告，严肃地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看和军委卫生部好得多少？并存在的问题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无领导，无政治，也不真管业务的部门一一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 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 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 同时，批示杨尚昆：“此件请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发至各总部下面的一切部，卫生部还要发部长、各副部长及处长各一份），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白学光的报告说:过去军队卫生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第一，摊子摆得太多，部领导忙于直属单位的行政事务，对全军的卫生业务以及直属单位的业务工作缺乏指导，甚至根本没有指导。第二，领导不集中。贺诚部长经常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工作。几个副部长虽然有分工，但很少一块研究工作，形成分家的现象，有些问题推来推去就误了事。第三， 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一是医疗事故多；二是严重浪费；三是成分复杂，各单位领导水平不高；四是许多干部（不论政治、行政、 业务）不安心在卫生部门工作，卫生部缺乏政治思想领导， 1 9 5 3年5月 77 不能很好发挥大家的积极性。白学光建议：贺诚部长回到军委卫生部坐镇；认真地开展反官僚主义，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希望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党委加强对卫生部门政治工作的领导，充实一批必要的骨干。 同日审阅彭德怀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杨得志〔1〕并王建安 〔2〕 电， 作如下修改 （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 根据目前情况，在我确有充分准备情况下，举行小规模的歼击战， 举行小规模的歼击战，每次歼灭一两个排之一两个连，例如丁字山、老秃山、织女星山一类的作战，使我九兵团及其其他兵团取得新的战斗经验及促进停战谈判均有利。如确有把握，发动时间亦可提早，请杨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之。至于一次同时在前线打数十个据点之敌的战役性的作战，则以待至五月中旬或下旬为宜。” 4月 5日阅彭德怀三月三十日关于铁道兵部队建制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关于铁道兵部队直属军委归参谋长管，不属铁道部建制的建议，待朝鲜战争结束可予同意。平时人数少，保存骨干进行技术训练，以备战时按需要扩大。毛泽东批示：“朝战停后，十一个师，须以大部修路，一部（骨干）可属参谋部管，进行技术训练，以备战时与主力合并， 以应作战需要。恩来意见〔3〕 请注意。” 同日将许涤新〔4〕四月二日关于一、二两月工商情况的报 〔1〕杨得志，坐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 〔2〕王建安，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 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周恩来1953年4月3日在彭德怀报告上批的意见是：“现在铁道兵团共有十一个师，建制属铁道部，但供给托后勤代管。即使朝战停止，铁道部队在国内修路仍有极大作用，特别是内蒙、西北、东北修路更需要他们，因此，此事似应从长计议。 〔4〕许涤新，经济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1955年7月任副部长）、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1954年11月又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78 1 9 5 3年5月告送黄炎培、陈叔通阅，附信说：“许涤新的报告颇有些材料， 可以一阅，请予掷还。” 4月 6日晨零时，致电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在六日双方联络官会议中，可只谈双方在战争期间按日内瓦公约一〇九、一一〇两条交换病伤战俘问题，而暂不涉及我方新建议和复会时间问题，以免因此发生争论陷于被动。 同日下午， 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一九五三年国民经济计划。 4月 7日致电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我方今日发言应表示我方了解对方的立场是将“联合国军收容下的全部病伤被俘人员完全送交”我方。如果对方默_，即证明自愿原则已不存在；如果对方声明并非全部，则我方即可保留将来遣返者收容于中立国的要求，但在联络官会议中可先解决直接遣返的安排细节问题。 同日审阅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批示：“刘、周、 陈、乔木、罗迈〔3〕阅。请考虑提交政协常委会（可扩大些，多邀几个人）通过，用政协全国委员会名义发表。”十七日，再次审阅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加写三条：“十九、向革命烈士家属和革命军人家属致敬！”“三十三、男女盐民及盐业工人们，为提高盐的质量而努力！”“三十四、男女船民们，为水运畅通发展城乡物资交流而努力！ ”同时， 批示邓小平：“（一） 略有文句上的增减。 (二）政协会谈此件时，应邀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及各民主党派的宣传部长先谈一下，或在一起谈也好。”二十日，口号经全国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罗迈，即李维汉。 1 9 5 3年5月 79 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通过。 4月 8日致电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在交换病伤战俘协议达成时，须准备发表一书面声明，保留我方提出要求将未被直接遣返的在对方收容下的我方病伤被俘人员收容于中立国的权利。十一日，双方在联络组会议上签订《遣返病伤被俘人员协定》。二十日，双方在板门店开始遣返病伤被俘人员。 4月 9日致电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现将朝中两国政府建议的说明信稿〔3〕发给你们。这一说明是以南日同志名义发给哈利逊的。可于明（十）日在联络官会上面交对方， 并于明晚在平壤、北京两地广播，十一日登报。有了这一说明， 我方可更主动地要求对方在关于交换病伤战俘的协定达成协议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南日1953年4月9日致哈利逊的朝中两国政府关于解决全部战俘问题建议的说明信，对3月30日和31日周恩来总理和金日成元帅先后发表的声明中关于解决全部战俘问题的新建议进行了解释：一、我方认为，在停战后双方战俘应予全部遣返、使之回家过和平生活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二、鉴于双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分歧巳经成为目前达成朝鲜停战的唯一障碍，为了消除分歧、促成朝鲜停战，朝中方面在这次新建议中对于战俘遣返的步骤、时间和方法，作了明显的让步。三、我方的这一建议正是根据日内瓦公约、国际惯例和朝鲜停战协定草案规定的战俘应予全部遣返的原则，坚持拘留方面应保证不得对其所收容的所有战俘采用任何强制手段来阻挠他们回家以实行强迫扣留，同时并应保证将停战后未得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释放出来转交中立国。 四、朝中方面不承认有所谓不愿遣返的战俘，因此所谓“强迫遣返”或“武力遣返”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我方主张将一部分因遭受恐吓和压迫而心存疑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转交中立国，经过我方的解释，使他们逐步解除疑惧，从而在遣返问题上得到公正解决。 80 1 9 5 3年5月后，接着商定恢复双方代表团会议的日期。” 同日阅程子华、张启龙〔1〕三月二十四日关于调整商业与实行新税制后各地供销合作社出现严重危机等问题的报告，和邓子恢三月三十一日关于供销合作社几个基本问题的意见的报告， 批示：“此两件印发中央到会各同志及曾山、贾拓夫、姚依林、 程子华、张启龙各同志阅看，准备下星期讨论此问题。”程子华、 张启龙的报告说：由于不少地区对中央调整商业指示精神领会不全面不正确，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主义手段，不根据具体情况就撤销供销合作社的零售点，不合理地限制经营额和减少经营品种， 加上新税制的实施，致使全国供销合作社经营额普遍下降，造成供销合作社的严重危机。各地供销合作社被迫紧缩机构，大批 “精简”或准备大批“精简”干部。邓子恢的 k 告说：我认为程子华、张启龙的报告应由中央转发各地办理，先停止供销合作社目前大批裁员、大量撤销零售网点的状态，以避免供销合作社日趋瓦解的趋势。 同日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4月 10日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本日起在全国发行。 同日阅中共地质部党组四月三日关于反官僚主义检查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件发给各同志阅看。就是要这样和被领导的单位密切联系，抓紧检查，全盘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改正错误，表扬成绩，使工作任务能按计划完成，才算有了合乎情况发展的领导。目前，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无领导的现象太多 〔1〕程子华，当时任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代理主任。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启龙，当时任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副主任。 1 9 5 3年5月 81 了，必须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学得做领导工作的能力和方法。 领导者无领导，这是官僚主义者，不是领导者。”地质部党组的报告说：当前最突出的官僚主义表现是：部、各地区局与勘探队上下脱节，情况不明，大事不摸底；工作指导上控制不紧，检查不严，严重缺乏思想性，以致好事得不到发扬，坏事得不到改正， 存在放弃领导，甚至发生分散主义的现象。为了克服官僚主义， 准备采取派出调查组，分工负责与局、队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并推动局、队揭发官僚主义等措施。 同日阅董必武四月三日关于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成立大会问题给彭真并政法党组干事会的信，及随信附送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草稿）》 和《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宣言 （草稿）》 ， 将两个附件中几处“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删去，并批示彭真： “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 ，均应将这些字删去。” 同日晚上，同高岗谈话。 4月 11日为转发钱瑛〔1〕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和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批语。 批语说：“兹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钱瑛同志关于在广东方面发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根据此件加以检查，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将自己过去所发命令、指示中犯有错误的部分，迅速加以纠正。因为报告中所指各项不能容忍的坏事，或类似的坏事，除了个别事件，例如盐民、渔民问题及种蔗问题，只是在广东及其他若干省区存在以外，其余各项是带普遍性的，几乎每省（市) 〔1〕钱瑛，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10月 4日复信毛月秋〔1〕：“你给我的信收到。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不是为了祝寿。为了节约，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此点要讲清楚），我同意你来京一行。尚有毛翼臣〔2〕（不知住什么地方）、文东仙〔3〕（唐家圫）二同志过去来信，表示要来我处一看。如你及乡间其他同志同意的话，你可约同他们二位一道来京。除你们三人外，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 你们到京住一个短期仍回家乡。你们来时，即持此信先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找那里的同志帮忙，发给你们三人来京的路费，并请他们派一人送你们来京。另请你持此信，到韶山、石城两处乡政府及当地的两个区政府及党的负责同志处，和他们商量， 如果他们同意的话，请他们将两乡两区的情况及迫切需要决的困难问题，写成书面材料，交你带来，作为参考之用（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乡间问题)。你们三人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你们到京时间，以早为好，希望不迟于阳历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 10月 5日在印度尼西亚总统祝贺我国国庆的电报上批示： “外交部：各方贺电，应复电致谢。” 同日在李大梁〔4〕的来信上批示：“此件请李维汉同志酌处。据王季范〔5〕先生称：此人希望政府予以招待。请派人了解情况，酌量处理。此人系民国初年湖南第一师范心理学教员。” 〔1〕毛月秋，毛泽东的族叔。大革命时期曾在韶山任中共慈悦支部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韶山毛泽东旧居做接待工作。 〔2〕毛翼臣，应为毛锡臣，毛泽东的房叔祖父。 〔3〕文东仙，毛泽东的表弟。 〔4〕李大梁，当时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5〕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当时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1954年9月任全国人大代表。

10月 8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出席，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 李维汉列席。 10月 10日阅李维汉转来的梁漱溟十月四日给陈叔通、李维汉的信。 信中说： “日来漱于自己错误渐有觉悟，特写出如另纸， 奉求明教！因我的问题既已交到全国委员会，所以将此稿送会； 然实盼主席一阅，俾知我近情盖如此。”毛泽东将此信批送刘少奇、朱德、陈云、习仲勋、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彭真、林伯渠、董必武、饶漱石、彭德怀阅。 同日晚上，同李先念谈话。 10月 12日阅邓子恢十月十日关于在中南传达中央粮食方针的情况简报，在简报上写了许多关于粮食征购、配售和管理等方面的文字。其中关于粮食统一管理问题，写道：“（1)由中央公布控制数目，各大区保证完成，负责管理，组织供应；（2)各区需粮交大区， 区省间分配掌握， 东北各掌一部； （3)除上外， 粮均归中央， 包括出口、供给、储备、备大荒、机动等项；（4)地方发生自己不能克服的困难， 中央予以援助； （5)中央认为需要和可能调出粮食， 经慎重考虑决定后，地方应照调，地方小困难应服从全国性的大困难； （6)粮价由中央统一规定，中心点及以下的定价原则； （7)供应标准，全国应大体一致，各地可提意见。”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正在召开的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有关问题，刘少奇、 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出席。 10月 13日陈云在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说:毛主席昨天晚上说：“征购、配售”的名称可否改变一下？因为日本人搞过这个事情，这个名称有些吓人的。 章乃器先生提出把“配售”改为“计划供应”，我们就把“征购”改为“计划收购”， 176 1 9 5 3年1 0月简称叫做“统购、统销。”考虑到今年情况特殊，农村一部分人已经卖了粮食，所以毛主席提出就是在农村百分之五十的人口中进行计划收购。这百分之五十里又有重点，百分之二十五是粮食更多一点的，就应该多收购一点。偏僻的地方，死角粮的地方， 粮食运不出来，就不必再计划收购了。此外，毛主席特别提出来要我们注意的是落后乡。关于工作安排，毛主席要求在农历年前全国基本上办完征粮、购粮工作。今年冬天以什么工作为中心呢？ 毛主席说，仍然以生产为中心，因为生产总是重要的。陈云作报告后，邓小平说：有一个问题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毛主席昨天晚上交代的要搞统购统销必须结合总路线来讲。 同日晚七时，同陈伯达、杨尚昆谈话。 同日晚八时，同出席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刘澜涛、张秀山 〔1〕、李井泉、马明方谈话。 10月 14日晚八时半，同饶漱石谈话。 同日晚十时，听取刘少奇汇报中共中央正在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2〕情况。 10月 15日就农业互助合作问题，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 〔3〕毛泽东说：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至多三个， 〔1〕张秀山，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2〕这次会议于1953年9月16日至10月27日在北京召开。 〔3〕1953年10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向全国公布，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这个谈话就是为了开好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于10月 26日至11月5日在北京召开。

10月 16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稿。在决议稿第二部分的“这不仅为农民得到了合理的粮价，得到了物价稳定的好处，更主要的是因为农民只有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最后地解除自己的贫穷” 一句之后，加写：“过着一年一年富裕起来的生活，才能使商品粮大量增加，供应城乡人民的需要。”在第六部分的“必须使他们懂得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一句之后，加写：“即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或者说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 将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使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时，为中央起草通知：“兹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发给你们， 请予认真执行。除迅速发至县委和城市区委外，可登党刊。”当天晚七时，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征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 同日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十月七日给中南局并报中央的报告，就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具体执行粮食征购、配售等方针的意见， 批示：“陈云同志：恐须允许广东及广西只在一半或三分之一

10月 17日嘱机要秘书告彭德怀，同意周恩来和他的意见， 让疲劳久病、肺病日趋加重的李克农回国休养。 同日晚九时半，同即将赴越南的韦国清〔1〕谈话。毛泽东说：今年的一件大事，朝鲜停战了。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靠的是领导的正确，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前不久我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报告讲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时，讲了好几条，头两条最重要。第一是打到了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各军兵种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实际作战的经验，这是了不起的经验。《三国志》里有很多战例， 蕴含着很深的战略战术。三国时代， 刘备终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误于诸葛亮初出茅庐时的《隆中对》 ，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就有错误。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 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去年这个时候， 胡志明、长征来北京，我们向他们提出的先攻西北、上 〔1〕中共中央1953年10月10日致电越南劳动党中央，告知韦国清担任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

10月 18日上午八时半，和朱德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西藏国庆观礼团、昌都地区国庆观礼团、四川省藏族自治区〔1〕国庆观礼代表团、出席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的西藏代表团、来京参加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西藏代表团、西藏青年参观团、昌都地区青年参观团的献旗、献礼。 随后， 接见各代表团的团长和副团长。林伯渠、邓小平、习仲勋、李维汉、刘格平、张国华参加。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 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 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 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国民党势力大就压迫人， 他们不仅压迫少数民族，还压迫大多数汉人。 国民党是做坏事的。 坏事是不应当做的。我们的干部有了错误就要批评。我们在西藏的工作有什么缺点和错误，请你们讲，你们不同意的和你们认为不利于人民的都可以讲，便于我们纠正。有了缺点就马上纠正， 这是我们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过去两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是有进步的，西藏地方对中央以及藏族和汉族之间都是一天一 〔1〕四川省藏族自治区，1955年11月改为阿坝藏族自治州，1987年7月改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182 1 9 5 3年1 0月天靠拢的，相信将来会更加靠拢。整个中国现在还很落后，需要发展。这是因为过去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压迫的关系。他们现在已被我们赶走了，这四年来我们就有很大进步。在国家经济恢复以后，今年开始了第一个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预计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的大工业就建立起来了，对西藏就会有更大的帮助了。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西藏政治、 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帮助。总之，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 同日上午十一时半，同陈伯达谈话。 同日晚九时半，同即将返回朝鲜前线的杨得志谈话。 同日晚十一时十分，听取刘少奇、胡乔木关于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情况的汇报。 10月 19日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刘少奇汇报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本日开会情况和中央组织部内部的争论问题，并进行讨论。会议决定： (一）中组部内部争论问题，应本团结方针，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二）领导小组会停会两天，以便饶漱石、安子文、 刘少奇准备结论性的发言。（三）大会上不再提组织部内部争论问题，而应强调团结。（四）在领导小组会和大会上刘少奇、饶漱石、安子文三同志的发言，均交书记处先阅。刘少奇、朱德、 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杨尚昆、胡乔木出席会议。 10月 20日上午，同陈伯达、李维汉谈话。 同日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问题。刘少奇、邓小平、习仲勋出席会议， 至十时又有朱德、杨尚昆、安子文、李楚离、龚子荣〔1〕参加会议。会上，安子文、李楚离、龚子荣均表示同意中央的团结方

10月 21日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饶漱石、习仲勋、杨尚昆、 安子文、胡乔木出席。会议传阅刘少奇、饶漱石、安子文准备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草稿，并决定领导小组会于二十二日下午三时开会，请朱德、邓小平、李富春、习仲勋到会并作简要发言。 10月 22日致信杨尚昆：“请将《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2〕 印成单张，于今晚或明天发给到组织会议的各同志，请他 〔1〕龚子荣，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2〕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在结束语中对布尔什维克党所经过的历史道路作出的 6 条基本总结。主要内容为：（一 ）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消除了机会主义、对妥协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毫不调和、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二）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掌握工人运动的先进理论， 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三） 如果不打垮那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进行活动、 把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推进资产阶级怀抱、从而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小资产阶级党派，那末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四）工人阶级的党不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 184 1 9 5 3年1 0月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 使他们在刘少奇同志及别的同志在大会上讲话讲到这个问题时， 已经有所了解。此事（印发结束语）在今日下午领导小组开会时， 请告诉刘、饶及胡乔木同志一声。同时可多印一点（可印一二千份），发给北京的干部，并由总党委通知各部门、各党组，要他们阅读和讨论。” 10月 23日审阅修改刘少奇、饶漱石、安子文十月二十二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后，于晨三时批示杨尚昆：“请将刘、饶、安三同志在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用打字打十多份（校对勿讹），准备交各中央局、分局组织部长各调和的斗争，不打垮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就不能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担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担当不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五）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开始骄傲起来，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它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公开地老实地及时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当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六）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同群众保持广泛的联系，不经常巩固这种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疾苦，没有不仅教导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决心，那它就不能成为能够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

10月 24日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北京市面粉计划供应意见，同意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会议决定城市计划供应工作由陈云负责管理。会议听取李维汉汇报正在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情况。会议提出，要大力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要讲清道理，把握好分寸，目的是： （一）逐步改变生产关系；（二）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技术管理人员； （三）加强企业，发展生产力；（四）积累资金，培养干部； （五）购买。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 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李富春、罗瑞卿、习仲勋、 〔1〕张恕，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186 1 9 5 3年1 0月陈伯达、杨尚昆、李维汉、胡乔木出席会议。 10月 25日复信文九明〔1〕： “十月二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毛泽荣，小名宋五，是我的兄弟，住在限门前，他多次来信想来京一行，请你找他一路同来。他没有出过门，请你帮忙他。他的路费亦由自备，由我补发。你们来时如可以不找省委统战部则不找， 如无路费，可以持此信找统战部同志帮忙。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的人不要来。能于十一月上旬到京为好。” 同日会见从湖南来北京的亲戚毛月秋、文东仙，了解家乡情况。 10月 26日审阅修改饶漱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稿。将总结报告稿中的“对农村中的富农剥削，暂时也还不能全部予以消灭”一句，改写为：“对农村中的富农剥削，暂时也还应按照人民政府的法令有限制地允许其存在。” 10月 29日阅朱启钤〔2〕、章士钊、叶恭绰十月二十七日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建议的来信，批示彭真：“此件请付委员会〔3〕讨论，并邀建议三人参加。”来信就纪念碑的浮雕题材、 碑身造型、纹样设计等提出意见。 10月 30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水利部党组关于过去工作检查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财政部 〔1〕文九明，毛泽东的表侄。 〔2〕朱启钤，古建筑学家。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当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3〕指1952年5月10日成立的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

10月 31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十月十九日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稿〔1〕。主要修改了四段文字（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要过更好的日子，一定还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农业来说，只有在农村中一步一步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一步一步地和普通地获得提高。”（二） “农村里一切明白道理的人都应当积极加入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加入半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 将来就可以再进一步实行集体农民公有制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就是集体农场）和供销合作社，实现集体生产和富裕生活。工人在城市里的建设，农民在农村里建设，农民要和工人一面合作， 一面比赛， 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 这才是真正的工农联盟。要不是这样，所谓工农联盟，就不能发展和巩固，而且有使已经建立的工农联盟归于破裂的危险。 ” （三）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使中国由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变成工业发达的国家，由非社会主义的工业变成社会主义的工业。这就一方面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工业（新的工厂，新的矿山），另一方面要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加以社会主义的改造。这里最要紧的是多炼钢铁，多产煤炭、煤油和电力，多造机器。只有工业发达了，国家才能多造新农具和农业机器来帮助农民发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 ，才能多修铁路公路把城市 〔1〕中共中央的宣传要点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从今年起实行统购粮食。 它的目的是保障全国城市农村人人有饭吃，保障国家按总路线实行经济建设，保障我国能够一步一步走社会主义的路。宣传要点主要讲了 3 个问题：（一）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的路？ （二） 什么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总路线？ （三） 实行总路线， 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要统购粮食？ 188 1 9 5 3年1 0月和农村联接起来，才能多修水利来发展农业，才能用大量的便宜的化学肥料、杀虫药剂、药品、糖、布匹、自行车、收音机、电影等各种日用东西来供给农民。”（四）“农业怎样改造？就是按照农民自愿（不能单靠行政命令，尤其不能采用强迫办法） ， 一步一步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由办带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 （集体农场）。因为大家劳动，力量大，单干办不到的事，互助组能够办得到，互助组办不到的事，合作社能够办得到，所以互助组比单干强，合作社比互助组强，走一步就能使生产发展一步， 生活提高一步。同时能用更多的粮食棉花和别的农产品供给国家和全国人民，又可以一步一步培养大家集体劳动的习惯（但不是吃大锅饭），一步一步积累资金，学习经管这个大家务的本事， 一步一步走到社会主义。” 同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农村宣传要点中，‘合作社社员所有制’，‘社员’下应加‘集体’ 二字。” 同日致电金日成并告李克农和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1〕： “克农同志因过劳久病，需回来稍事休息。我们已决定令他于下月初旬动身回北京，并同意来电所作各点安排。他在开城的工作由杜平同志总的代理，对外谈判业务由乔冠华同志负责，一切工作经朝中双方代表团协商进行。以后关于对外谈判的请示报告各电，均应由李相朝、杜平、乔冠华三同志签署分发平壤及北京， 复电仍由北京发出。”

11月 3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文化部党组关于目前文化艺术工作状况和今后改进意见的报告。 11月 4日就农业互助合作问题，再次同陈伯达、廖鲁言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1月 5日审阅修改李维汉十月二十七日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 批示：“退李维汉同志:

11月 8日为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的批语：“中央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十月二十九日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的报告，认为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意见是正确的， 现发给你们，请迅速研究照办。今年只有一个多月了，明年第一季度即将到来，务垒你们抓紧今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增产节约工作， 并迅即动手布置明年第一个季度的各项工作，争取今年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已定的任务，并在这个基础上争取明年第一季度的生产工作和可做的基建工作不低于今年第四季度工作的数量和质量。” 报告说：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已经逐步深入，干部和群众的情绪甚高，九月份的生产情况已有好转。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我们在财政上的困难情况正在得到克服。为了把运动推进一步，各级领导的重点是：应用大力帮助目前运动开展得不好或尚未开展的单位，使他们迅速把全体职工发动起来，使增产节约计划与各项具体措施结合起来，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同时， 注意把目前生产同明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及明年第一季度生产的准备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避免两个年度之间生产工作上的中断或脱节现象。 同日审阅胡乔木本日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必须大 192 1 9 5 3年1 1月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批示胡乔木：“已阅， 可用。”这篇社论于十一月九日发表。 同日就准备公布美军十九名细菌战战俘的供词，致电金日成〔1〕： “美国最近在联合国大会就细菌战问题重起风波，诬我以酷刑逼细菌战俘造假供状。我们拟将美细菌战俘十九人供词公布，并在公布之前，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名义发表关于这十九份供词的公报。公报、供词、录音及各俘照片均将于十一月九日以飞机送平壤 。我们拟于十一月十日上午北京时间十一时将公报广播，十一日见报。自十一日起连续广播各俘口供并连续在广播后之次日见报 。拟请平壤亦照此日程公布上项公报和供词。以上各点均请电告您的意见。”当日晚， 金日成复电毛泽东：“关于公布十九名美细菌战俘供词问題，完全同意来电所示意见，特复。”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再致电金日成〔2〕：“关于细菌战俘的新闻和供词的广播和见报可以一律顺延一天，自十一日上午开始广播，十二日开始见报。关于发公报问题，经再研究后认为无此必要，故公报稿已改为一个新闻由新华社密电发平壤。” 11月 9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批准政务院关于编制一九五四年预算草案的指示、 中共中央关于省市自筹经费问题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发行新人民币问题的请示报告。会议决定:本年度粮食计划收购数字必须完成，同时又必须抓紧明年度的农业生产，保证农业增产计划的实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彭真、高岗、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饶漱石、习仲勋、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1月 10日就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准备问题， 致信彭德怀，指出：“军事会议快要开了，你是否准备写一个书面报告。要写，现在就要着手了。我觉得有一个简明扼要的书面报告为好，讲时可加发挥，使人好去传达，免致传错，会上讨论时也眉目清醒些。如你无暇写，可要萧向荣照着你的意思去写。 请酌定。” “对于我们配备干部不满意，不但是那个写信的同志一个人的意见，我估计有相当一些人有意见。我认为我们配备的干部一般是正确的，对此不满的人是不多的，但我们对于二、 四方面军的同志应当提拔的可能有些未提拔，他们可能认为一方面军的人提拔得太多，而二、四太少和照顾不周，值得注意。请你找赖传珠、徐立清、萧华、甘泗淇四同志一商此问题，可将那封无记名信给他们看， 要他们对此加以注意， 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把在这个问题上的缺点加以改变。”信中还讲到，应有一段时间使到会同志对军委工作广泛提出意见，以弄清问题，统一意志。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11月 13日下午三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出席，高岗、彭德怀、 邓小平列席。 同日下午五时，会见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并商定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的主要问题。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高岗、邓小平等参加。 11月 15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同朝鲜签订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的问题，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李克农、叶季壮出席。 11月 20日阅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十一月十四日关于天津 194 1 9 5 3年1 1月市资本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反映的综合报告，为中央起草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一）此件值得注意，发给你们参考；（二） 请你们注意各地资产阶级的动态，加强对他们的工作和教育。” 综合报告说：国庆口号中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资本家波动很大，其中尤以中小资本家为甚。资产阶级对总路线是不满的， 但又无可奈何。他们要求保持现在的秩序。 11月 21日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 中朝两国政府谈判公报、中朝关于铁路的议定书、中朝关于技术人员的协定、中朝关于留学生的协定、中朝关于民航的换文和中朝关于难童的换文等七个文件和招待金日成一行的安排的报告， 批示：“周总理：（一）各件均看过，同意；（二）同意签字、宴会、晚会等各项安排；（三）签字时似应有我国公职民主人士到场，如是，则各件应先给他们一阅，请酌定。” 11月 22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将于明日签字的《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 习仲勋出席会议。九时半，与会者同由彭真、李维汉陪同来的民主党派、工商界代表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陈叔通、 章乃器、郭沫若、傅作义、李烛尘、彭泽民一起，继续讨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 11月 23日下午五时，和朱德、刘少奇、李济深、高岗、周恩来、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等，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 等文件的签字仪式。 周恩来、金日成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同日下午六时，设宴招待金日成和他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同日致电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电报

11月 24日晚上，同章士钊谈话，李维汉参加。 11月 25日下午，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 11月 26日致电贺龙：“同意你到上甘岭一带了解工事情况， 十二日前〔2〕回北京参加军委会议。” 11月 27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批准铁道部《关于从速修通宝成线问题的研究结果的报告》、政务院《关于发行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指示》，还讨论了海军建设问题。 11月 28日审阅彭德怀十一月二十七日关于全国军事系统 〔1〕拉尼埃，当时任法国政府总理。 〔2〕贺龙当时率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正在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后因情况变化，于12月18日回到北京。 196 1 9 5 3年1 1月党的高级干部会议〔1〕的议程安排和主席团组成人员的报告， 批示“照办”。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讨论彭德怀准备在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报告的草稿和朝中方面将于十一月三十日向美国方面提出的全面建议。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陈云出席会议，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陈伯达、 胡乔木列席会议。此前，审阅修改彭德怀的报告稿，批示：“可用。略有修改。乔木已作修改。”

12月 2日晚上，同罗荣桓、胡乔木、凯丰谈话。 12月 3日复信袁希洛〔2〕： “十月二十九日惠书敬悉，甚谢！大著已付此间文史馆研究。”同时，复信黄炎培：“十二月一日惠书敬悉，甚谢！袁希洛先生的著作已付中央文史馆研究， 并已复告袁先生了。” 12月 4日晨，致信杨尚昆：“今天会议文件〔3〕 ，除科学院一件外，我均已看过，请电话督促各同志均于会前看一遍，以便讨论。科学院一件，推至下次。今晚应加上彭德怀同志准备在军事会议上作的报告一件，加以讨论、通过，并拟临时约刘伯 〔1〕这个会议于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在北京召开。 〔2〕袁希洛，辛亥革命时的同盟会会员和临时议会代表，曾任江苏省启东县县长。妥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员。 〔3〕指1953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讨论的文件，计有:劳动部党组关于过去工作检查和改进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的报告，出版总署党组关1953年出版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中共中央批准高等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的报告的指示，中国科学院党委关于1953年工作情况的报告。

12月 5日就批准《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和 《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致信周恩来：“公债及批准中朝协定两事，仍以于数日内召集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为适宜，时间可在下星期任择一天。命令及条例〔1〕待会后再公布。” 同日晚上，会见毛月秋、毛泽荣、文东仙、文九明。在毛月秋等在京期间，应毛月秋的要求 ，题写“韶山学校”四字。 12月 7日晚上，就起草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问题，致信胡乔木：“宣传大纲请你们于数日内写好，先经你及凯丰、伯达几位同志看过，最好座谈一下，于十二月十一日以前交我为盼！ ”十日晚上，阅胡乔木九日来信，信中说：“总路线宣传与学习提纲的第六次稿本日上午已约请陈伯达、凯丰、胡绳、熊复、许立群、于光远、马洪〔2〕等同志讨论后，认为尚须作相当的修改， 现正由凯丰修改，十一日可以送上。”毛泽东批示：“如来不及， 十二日交我即可。”十三日晨，修改胡乔木报送的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名义提出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草稿之后，致信胡乔木、杨尚昆：“此件已看一遍，比前好多了。 我作了一些增改，请你邀伯达、凯丰看一下，看是否妥当；如有意见请告我；如无意见即送尚昆照扩大名单印发各同志阅看。最好今天即能印发，并请各同志明天（十四）即看一遍，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估计还会有些修改的。”毛泽东对宣传提纲加写了两段话，主要修改了两段话，并最后确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 〔1〕指《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和毛泽东为公布这个条例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2〕熊复，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许立群、于光远，当时分别任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处长、副处长。马洪，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

12月 8日晚八时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到设在中南海勤政殿的投票站，投票选举北京市西单区人大代表。 同日晚九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开会。 12月 9日下午五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在讨论《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时>毛泽东说：准备的时间是不是短了些，十二月只有半个月了，十二月、明年一月还有粮食统购统销的大事，是否从一月准备，组织推销委员会，分发控制数字，二三月动手。公务人员、工人有的买不起，灾区、贫瘠地区要除外。总之，工作要有重点。这个时候正是搞购粮，我们把购粮当做极大的事，全国动员，可能做好。发行公债也要当做一件大事，如果摊派下去， 搞得不细致，还有可能重犯一九五〇年发行公债时的强迫命令。 这次公债发行从二月一日开始，要公平合理，要避免过去的缺点， 工作要越做越细致， 不是越做越粗糙。 财委要切实掌握这项工作， 如像掌握粮食统购统销一样地掌握。会议批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通过《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和各项任免案。 同日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实施《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202 1 9 5 3年1 2月同日复信戴毓本〔1〕：“九月来信收到，迟复为歉。你在工人医院工作甚好，希望你在那里坚持工作下去。到一个新地方可能有困难，那你就应当坚持地逐步地去克服那里的困难，过一个时期就可能顺利起来。这样，对你和国家都是有益的。”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李维汉的汇报提纲《关于将资本主义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的意见》和关于民主人士安排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刘伯承、陈毅、叶剑英、陈伯达、习仲勋、李维汉、杨尚昆、胡乔木出席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不这样做，一切矛盾不能解决，公私、劳资、资资、劳劳、国劳(公公）的矛盾，不可终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三类办法:第一类，苏联办法〔2〕，不见得完全好，生产低落，资产阶级进行破坏。第二类，发行公债购买，十年买完，但谁出钱买公债、谁付息？资产阶级也不会那么满意。第三类，我们现在的办法，十三年，工人付给资本家利润， 把资产阶级养活起来， 在一段时间， 企业还归他们管着。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列宁提出的，但苏联没有怎么搞起来。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是否在商业方面多搞了一点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现在的办法，不仅使资产阶级不搞破坏， 还要使他们的生产增长。还有，我们现在对私营工商业 “一下子吞不了”。三年半的经验，我们找出这条改造资本主义工 〔1〕戴毓本，杨开慧的同学，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等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当时在唐山工人医院工作。 〔2〕指将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无偿收归国有即直接剥夺的办法。

12月 10日审阅陈云十二月八日关于增发五至七万亿人民币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刘、周、朱、高即阅，退陈云同志照办。”陈云在报告中提出：如果今晚开会，我可报告一下， 如今晚不开会，而需要我当面报告一下， 则请通知我去向你报告。 毛泽东批示：“不需要再报告了。” 同日阅胡乔木十二月七日给毛泽东、刘少奇的信。信中提出： 一、在我即将离开北京并暂时离开宣传部工作的条件下，凯丰同志似有能经常列席中央会议的需要，因宣传部负着每天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工作，而仲勋同志现在对宣传部工作过问的可能很少，所以希望中央对此能予以格外的考虑。二、少数民族文字问题和汉字改革问题的两个文件均已印发，关于少数

12月 14日致电李相朝、杜平、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 〔1〕，指出：“美国方面片面中断双方会谈，我们认为应由奇石福和黄华〔1〕二同志出面发表声明予以斥责。 〔3〕现发来声明稿， 望即备函连同声明送交美方。函中应告对方于例行会议时间前来板门店开会，并通知我方。如果到时不来，再以公报形式发表美方拒不开会事实。这个声明，北京将于十四日晚广播， 十五日见报。请平壤亦于十四日晚广播。” 同日下午，同邓子恢、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谈话。又先后同彭德怀、刘少奇谈话。 12月 15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和决定的事项有：（一）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定在报上公开发表；通过《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奇石福，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外务省参事、参加政治会议问题会谈的朝鲜政府代表。黄华，崔时任外交部参事，参加政治会议问题会谈的中国政府代表。 〔3〕1953年10月26日至12月12日，朝中两国政府代表和美国政府代表在板门店举行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边会谈。由于美方在参加政治会议成员问题上制造障碍， 会议未能达成协议。 最后， 美方代表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12月14日， 朝中两国政府代表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美方中断会谈的行径，暴露了美方“希图破坏政治会议，使朝鲜问题不得和平解决，以便借此保持国际紧张局势”。

12月 16日上午，先后同朱德、饶漱石谈话。下午，同邓小平谈话。 同日晚上，同从朝鲜回国参加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邓华谈话。 12月 17日晨，同周恩来谈话。下午五时半，同陈云、邓小平谈话，晚上约周恩来一起谈。 12月 18日上午，同谭政谈话。下午，先后同邓子恢、李富春谈话。晚上,同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谈话。 12月 19日阅张震十二月十六日关于先攻打上下大陈岛等浙东沿海岛屿再取金门的补充意见给彭德怀、聂荣臻的信，批示： “退彭。此意见可注意。” 〔1〕徐向前，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12月 24日复信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你们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来信收到了。鞍山无缝钢管厂、鞍山大型轧钢厂和鞍山第七号炼铁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一九五三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我向参加这三项工程的全体职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和帮助鞍山建设事业的全体苏联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于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挥你们的智慧和力量，争取更大的成就。” 同日下午二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薄一波、刘伯承、陈毅、贺龙、聂荣臻、 叶剑英、王稼祥、黄克诚、陈伯达、罗瑞卿、习仲勋、刘澜涛、 杨尚昆、李维汉、安子文、胡乔木、凯丰出席会议。 同日下午四时，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12月 25日上午，专列经过济南，在专列上听取向明汇报山东工作。本日，随行的杨尚昆致电刘少奇：“我们十时半过济南。 奉指示转告，请你根据昨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写一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字数以五百字左右为限，写好经中央会 212 1 9 5 3年1 2月议讨论修改后，派飞机专送到目的地〔1〕（飞机可请总理处办理）， 以备审阅。” 12月 26日下午，到达南京浦口。在专列上听取柯庆施汇报江苏工作。 12月 27日晨，到达上海。下午，参观上海市容。晚上，离开上海。谭启龙〔2〕同行。 12月 28日晨零时，到达杭州，住刘庄。 本年在一次会议上讲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他说：几年对资产阶级改造做得不够，可能性估计不足。中国资产阶级处在特殊状况中，特别“三反”、“五反”后是孤立的。那以后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经济、政治、教育。孤立中有分化。如果说现在资产阶级还像“五反”前那样猖狂进攻，是不合事实的。节节抵抗，节节变化。对资产阶级与对地主阶级不同，以教育为主， 斗争为辅，教育中以鼓励为主，批评为辅，百分之九十几是可以改造的。批评通过他们自己进行。 资产阶级有进步、中间、 落后、 反动、反革命，在报纸上说资产阶级， 应实事求是，要具体分析。 争取中间的和落后的，孤立反动的，有些人对这个问题思想不明确。不敢讲资产阶级一句好话，不是实事求是的。联合不是空话， 有政治、经济（饭票）。世界事物，两个东西碰在一起不能不起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发生关系，它不起变化是不可思议的。当前对资产阶级改造的关键问题是带着相当大的盲目性，对资产阶级可能接受改造，或者不相信，或者相信而不坚定。还要 〔1〕指杭州。 〔2〕谭启龙，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1954年8月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二书记。1955年1月、3月又先后任山东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 1 953 年 12月 213 强调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反帝的作用还有，还表现在接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虽然是被迫接受，也是两重性。接受要有条件：（一） 阶级同个人有差别， 阶级消灭， 个人不消灭。（二） 资本家同共产党发生关系，就会起变化。（三）加上我们的工作和资产阶级孤立。从历史上看，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即同我们有关系，现在更要靠我们。接受改造是生路，抗拒改造是死路，不应当让他们走抗拒改造这条死路。“五反”前，资产阶级猖狂进攻而我们不自觉；“五反”后，资产阶级不能不跟我们走而我们也不自觉。资本家的家庭也在起变化。不能希望他们变成马列主义者。国际条件很有利。我们工作的缺点，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当强调什么东西， 老是一个老调子。 今天不强调教育， 不懂社会主义成绩，不懂瓜熟蒂落情况，用斧头砍他。没有看到新情况，“左”的表现，右的实质。“左”是表现对资产阶级改造的悲观论调，这是没有分析的结果。通过教育来达到改造的目的，这是积极的主动的更有效果的措施，千万不要看成是消极的措施。农村合作社，推迟两年不会死人，但可快而不快不是好的领导。赎买是否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对斗争的尖锐化复杂化要有全面分析，不能笼统地讲。“五反”后资产阶级基本上屈服了，对资产阶级要求同克异，在政治上经济上孤立他们。他们内部在分化。逐步改造，有利可图（利润中的一小部分）。怕同资产阶级接触是糊涂思想。现在改造条件成熟了，明年能否来个高潮。 本年为海南岛海榆中线公路〔1〕纪念碑题词：“加强防卫， 巩固海南。” 〔1〕1952年8月决定修建海南岛海（口）至榆（林）中线公路，1954年12月竣工， 全长296 公里。 214

12月上旬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谈对卫生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说：卫生工作队伍很大，管的是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问题，任务就很大了。几年来，卫生工作成绩很大，缺点很多，最大的缺点是政治少了。正因为政治少了，所以技术也管不好。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你不懂，就不能管我，有这种想法的人是相当多的，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斗争才能解决。我们是依靠政治来领导，离开了政治就谈不上领导。你们当部长的职位，就是做领导工作、政治工作。凡是做领导工作的人，都要做政治工作、 行政工作。盲干和单干都不好。盲干就是忽视了党的领导，没有方向；单干就是忽视集体领导，也就忽视了党的最高原则。集体领导必须发扬民主，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做领导的要同大家商量问题， 要同上级、下级、平级三方面商量。党组开会必须要有准备，听取大家的意见，争取大家多提意见，学习中央开会的办法，真正做好集体领导。领导人是要讲道理的，说服力强，才是真正的强。毛泽东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 分析批判。中医的金、木、水、火、土是不合理的，西医说大脑、 小脑、细胞、细菌是科学的。 什么是科学？有系统的、正确的知识， 206 1 9 5 3年1 2月这才是科学。西医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要批判。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如果城市医疗问题不搞好，卫生部门就没有做好工作。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充实医院，培养医生，这是根本的办法；改善医院管理制度，加强管理，加强领导，也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目前这两个办法可以同时并用。 12月 12日审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十一月十七日关于拟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召开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民主人士安排问题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批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明年九月才召集，安排会议太早了不好，以在明年春末夏初时为宜。” 同日上午，同萧向荣谈话。 12月 13日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发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1〕后，批示：“即退陈伯达同志，尚昆同志。第 (七）节〔2〕加得好，但还应发挥一点，可引用过去决议中的一些话。改好，即送尚昆同志印发扩大人数那些同志看，最好今天能印发，请他们明天（十二月十四日）准备提出修改的意见。” 此前几天，毛泽东对决议草案作了修改，主要有（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现有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成为引导农民过渡到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集 〔1〕《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曾提交中共中央于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召开的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讨论和征求意见。 〔2〕指决议草案修改过程中加写的第7 点，主要内容是：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运动中，要继续切实注意和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中指出的 “要满腔热情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 的指示，必须执行适当照顾单干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政策，发挥单干农民可能的生产潜在力量，给以必要的贷款和可能的技术援助，帮助他们克服所遇到的困难，而避免受富农、高利贷主和投机商人的剥削。

1953年 1月 9 纲领》的规定。同时考虑的，还有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还要不要再搞一届，然后召开全国人大。三年来，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了，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办全国选举工作的条件已经成熟。如果过两年再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后召开全国人大也不好办，不如索性就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这样做有什么作用的问题，他说：陈叔通委员讲，做了这个工作，可以使人民民主更加发扬。确实如此。为了发扬民主，对政权组织，特别是县、乡两级，来一次全国普选，很有必要。这对促进经济建设，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有积极作用。为了发扬民主，为了加强经济建设，为了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要办选举，搞宪法。关于这样做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困难的问题，他说：困难总是会有的，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训练好干部，安排好工作，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是可以把选举工作搞好的。关于这样做对有些党派、阶级、团体是不是有利的问题 。他说：除了那些反革命分子、不爱国的分子以外，凡是一切爱国者、能够团结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而且永远是这样。在代表名额分配的比例上，我们的重点是照顾多数，同时照顾少数。凡是对人民国家的事业忠诚的，做了工作的，有相当成绩的，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代表性人物都有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在对一些疑问做了解释后，毛泽东强调指出：总之，中心问题还是这样一个：凡是爱国者都会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理由不同他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 同日为送阅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反对 10 1 9 5 3年1月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致信刘少奇〔1〕、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董必武、林伯渠〔2〕 、习仲勋、彭真、薄一波、安子文、 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关于领导责任和领导方法问题—— 领导的集中或分散的问题，在山东表现得颇严重，在向明〔3〕 这个报告〔4〕中算是解决了。此问题，不但在山东有，在各地也是有的，在中央也是有的。在过去的中央会议上，我曾几次提出过这个问题。向明的报告请你们一看。中央一月五日的指示附后， 请少奇、子恢二同志一阅。” 同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福建应进行巩固海防工作、但不宜进行战争的紧急动员给华东局并福建省委的复电稿。复电稿提出：“在福建工作中，必须具有充分的敌情观念，必须估计到敌人今后对于沿海的骚扰可能更加频繁，也应该估计到敌人登陆作战的可能，因而必须克服麻痹思想，并在实际工作中做好对付敌人的各项准备，使我们立于有备无患的主动地位。”毛泽东在 〔1〕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9月任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华中局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 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54年9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七办公室主任。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林伯渠， 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秘书长（至 1954年9月）。

1953年 10月 197 承、叶剑英、聂、黄、张〔1〕五同志列席。请告各同志看文件。 开会时间，待我起床再定，也许要推迟一二小时。”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劳动部党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出版总署党组、高等教育部党组的文件，讨论通过彭德怀十二月七日将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讲到海军建设问题时说：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 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还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国家机构经费（军、政两项经费）占全部国家的支出，最后要不超过百分之三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刘伯承、陈毅、叶剑英、李立三、 陈伯达、黄克诚、罗瑞卿、习仲勋、刘澜涛、谭政、张宗逊、 萧劲光、陈赓、杨尚昆、胡乔木、刘亚楼、凯丰、毛齐华、刘亚雄、宋平、荣高棠、陈克寒〔2〕出席会议。 〔1〕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4年6月、9月又先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 （未到职） 。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代理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代理司令员。1954年6月、9月、10月又先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聂、黄、张， 指聂荣臻、黄克诚、张宗逊。 〔2〕毛齐华、刘亚雄、宋平，当时任劳动部副部长。荣高棠，当时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陈克寒，当时任中共出版总署党组书记、出版总署副署长。

1953年 12月 199 加写的两段话是：（一）“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 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二）“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1〕，苏联的贝利亚〔2〕），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 〔1〕张国焘，1931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1935年6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1937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逃离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 〔2〕贝利亚，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部长。1953年6月被清除出党，12月被处决。 200 1 9 5 3年1 2月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 主要修改的两段话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 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 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是十八年中已过去了四年），那是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是必要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之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由于上述的矛盾，这些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资金很多浪费，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没有，因而影响到工业产品在市场上供应不求，影响到国家计划受到破坏。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个广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合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毛泽东在宣传提纲中将过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