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

1月 1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新年团拜晚会。 1月 2日晚上，在中南海瀛台参观工业展览。 1月 3日审阅邓小平一月二日报送的拟提交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的关于裁减和整编军队问题的报告（草稿）。邓小平建议，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谈这个问题，文件可先予原则同意， 待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后，再报中央正式批准。毛泽东批示：“退小平同志。此件已阅，可以在这几天谈一下。” 同日阅陆定一一月二日为报送加拉赫和阿诺德关于《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问题的意见〔1〕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还提出高士的文章〔2〕可否在《世界知识》杂志上登载。毛泽东批示： “退陆定一同志：此件看过。高士文章也看过，可以登《世界知识》。 我已转胡乔木、田家英二同志一阅，大概不久就可以退还你了。”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 〔1〕 参加中共八大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加拉赫和阿诺德1956年10月26日关于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的翻译问题提出的意见是：目前的英译本不能令人满意，译本和原著的重要性不相称，毛泽东出色的文体也未能得到体现。建议本着信、达、雅的原则，组织精通中英文和具有将作者的特性翻译过来的特殊才能的人，对这一译本进行修订。 〔2〕指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在印度《新世纪》月刊 1956年第 10 期发表的《论印度的发展道路》一文，后在《世界知识》1957年第 2 期转载。 60 1957年1月会议，听取周恩来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緬甸和巴基斯坦情况的汇报。 1月 4日阅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和部署的报告和中央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稿，批示：“请尚昆注意， 待省市委书记到京时将此件印发给他们。此件请乔木看一下，退尚昆办。”对报告提出的冻结现有机构和人员编制，制定整编方案，中央批语指出：在没有找到妥善安置办法以前，不要把精简人员从现在工作岗位上减出去。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准备出访苏联等七国事宜及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张闻天、陆定一、 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出席。 1月 5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为转发天津市委关于一九五七年肃反规划的批语稿，批示：“增加一条，这是在中央会议上谈过的，并已向陈叔通、荣毅仁及各省市资本家代表宣布过。刘、 陈、 邓、瑞卿、震林再阅。” 加写的一条是：“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进行肃反工作的问题，不但应吸收那些自愿参加的资方人员参加，而且应和工商联及民建会协商，取得他们同意，方可进行。 对于资方人员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在结案时也要有工商联、民建会参加审查，得其同意，方可结案。各省市目前是否在私方人员中进行肃反，由各省市自己决定。” 同日阅陈伯达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乡干部工资问题给李先念电话的记录，批示：“少奇、陈云、小平、尚昆同志: 此件应发在京中委及省、市、区党委，并准备发一月十五日开会 〔1〕各同志。请书记处考虑处理办法。”陈伯达认为乡干部的工 〔1〕指中共中央 1957年1月1 8日至2 7日在北京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1月 6日致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1〕， 邀请他来中国访问。十八日，伏罗希洛夫复信毛泽东，定于四月十五日至五月五日访问中国。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贺龙、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出席。 1月 7日阅《人民日报》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2〕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批示: “尚昆同志：请将此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月中到会各同志。” 并注明“此文见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 同日晚上，同师哲〔3〕谈话。 1月 8日、9日、10日连续三天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出席会议的人数分别为十九人、十七人、 十八人。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在会上发言。十日会 〔1〕伏罗希洛夫，当时还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 〔2〕陈其通、陈亚丁，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马寒冰、鲁勒， 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处处长、 副处长。 〔3〕师哲，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62 1957年1月后，毛泽东同陈云、贾拓夫〔1〕、杨尚昆谈话。 1月 11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开会，讨论达赖喇嘛去噶伦堡〔2〕等问题。 1月 12日复信臧克家〔3〕等：“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 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 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 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遗误〔4〕青年；再则诗味不多， 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二十三日，毛泽东的十八首诗词〔5〕在《诗刊》创刊号发表。 同日为刘胡兰烈士陵园重写的题词 “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人民日报》发表。 〔1〕贾拓夫，当时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8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2〕1956年 11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应邀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 2500 周年纪念活动。回国时，达赖喇嘛不听中央政府的劝阻，坚持要经噶伦堡返回西藏。噶伦堡是印度东北边境城镇，当时有不少外逃的中国藏族上层反动分子及帝国主义和台湾的特务聚集在那里。 〔3〕臧克家，诗人。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 〔4〕“遗误”应为“贻误”。 〔5〕这 18 首诗词是：《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 《如梦令•元旦》、《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忆秦娥•娄山关》、 《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

1月 14日致电正在波兰访问的周恩来。电报说：“（一）波兰党的根本路线应当承认是正确的。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积极力量向党内外的右倾力量和暗藏反革命分子进攻（在实际行动上要分期分批）的问题，请你找一个机会向波兰领导同志谈一下， 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因为这个问题是波兰各项问题中的最根本的问题。关于匈牙利十月事件和波兰十月事件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这个问题，也请你同波兰同志谈一下，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二） 关于你们代表团是否在访问三个亚洲国家以后，立即再访东欧及巴尔干几个国家的问题，（甲）立即再访，（乙）过一个时期再访， 二者各有利弊。 请你和代表团同志商量一下，在回莫斯科的时候， 用电话和我交换一下意见，再行决定较妥。”毛泽东批示：“ 即送刘、陈、邓、闻天阅，尚昆发王炳南 〔1〕 。”十五日晚，周恩来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进行第二次单独谈话。在周恩来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后，哥穆尔卡表示感谢毛泽东的关怀和周恩来提醒的许多问题，说其中很多都是正确的。 同日下午，同臧克家、袁水拍谈诗歌创作问题。毛泽东说： 我已经看了关于新诗旧诗争论的文章。关于诗，有三条:（一）精练，（二）有韵，（三）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 要从民间歌谣发展。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 要调查研究，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 诗必须有诗意， 要含蓄。我写词，因为词比较自由，句子长短不等。不要在青年中提倡旧诗。现在看到的有些旧体诗较好，并不都好， 有些不好。 有些诗不好，在于需要注解，诗不宜多注解。不能依靠注解。鲁迅写了新体诗《野草》，不流行。他的旧体诗却流行很广。 〔1〕王炳南，当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 64 1957年1月因为旧体诗的形式容易背诵记忆。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 《明诗综》没有看头，但《明诗别裁》有些好诗。明朝的诗里面， 李攀龙、高启等人有些好诗。全集是没有看头的，有许多诗是不好的，如李白、杜甫、李义山的全集，没有多少好的，但少量的诗非常好。又说：听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大家不写革命题材了。对作家要安排，要管与不管相结合，要写重大题材。 1月 15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富春、 彭德怀、李先念、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谭震林、黄克诚、 邓子恢、陶铸、杨尚昆、胡乔木、廖鲁言出席。 1月 16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部分省市委书记的工作汇报，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廖鲁言、陶铸、于一川、常颂、林乎加〔1〕、曾希圣、李井泉、马国瑞〔2〕等出席。 1月 17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部分省市委书记的工作汇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陈正人、 杨尚昆、胡乔木、刘仁〔3〕 、黄火青、陶鲁笳、吴德、欧阳钦、 柯庆施、刘顺元〔4〕、吴芝圃、张德生、李景林〔5〕、王恩茂、 舒同等出席。 〔1〕于一川，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常颂，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 林乎加， 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 〔2〕马国瑞，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政协主席。 〔3〕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 〔4〕刘顺元，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副省长。 〔5〕李景林，当时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1958年 10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主席。

1月 18日一 2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 1月 18日下午三时，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陈云作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多次插话。他说：各部门之间的比例究竟怎样平衡才恰当？重工业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 轻工业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怎样平衡才恰当？这个比例再搞五六年是不是能搞得出来？我希望缩短这个时间。建设这个过程，我希望缩短时间，并且不要付那样大的代价。苏联是付了很大代价的，竭泽而渔，搞了二十一年，钢从四百万吨只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我们是不是可以也在同样的时间，不采取那个竭泽而渔的办法，把我们的重工业建设得比它还多一点呢？苏联付出的代价相当大，人民束紧裤带。他们是有了重工业，丧失了人民。我们是不是可以又有重工业，又得了人民？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要靠以后找出一条道路来。有些东西现在不能定的，哪样东西多，哪样东西少？煤、电、油应该搞多少？轻工业究竟搞哪些东西？农业搞多大的规模，投多少资？这要过一个时期才能看得出来。现在脑筋里想的是主观安排，有很多东西可以断定是不合实际的。 但是，不合实际为什么要安排？你不安排不行。现在只好开工厂， 究竟开得恰当不恰当，那要将来才能知道。保证必要的民生，无非是使轻工业发展起来，这是增加积累的道路。重工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问题，要重新研究，现在可不可以七比一？苏联是重工业九、轻工业一；我们是重工业八、轻工业一，准备七比一。 就是说，在轻工业方面要多投点资，这样恐怕有利。去年四月， 我们在这里谈过重、轻、农的比例问题。适当地（不是太多地） 增加轻工业方面讷投资、农业方面的投资，从长远来看（五年、 十年），既可以搞积累，又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反而对于重工业的发展有利。这样一来，就跟苏联走的那条路有点区别， 不完全抄 66 1957年1月它那条路。但是不能光讲，要在具体实行时，比如在物资分配和材料分配时，哪方面为第一，哪方面为第二，搞出一个界限来。 现在，陈云同志搞出了一个界限。他说是先满足轻工业、农业最低限度的需要，第二才满足基本建设。没有这一条就没有个界限。 十二年以后，农业要有大发展，要由古代农业转为近代农业。农业大量增产，生活是一定会改善的，是有希望的， 社会主义是一定会有优越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工业、交通为主。所谓工业，就是重工业。至于轻工业、农业，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是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后头实行的基本办法。现在要采用你（指陈云——编者注）讲的第二种方法，是先搞轻工业、 农业，行有余力再搞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当然是最低限度的， 必要的，重工业在投资里头总是居最大多数。即使搞到六比一， 重工业、交通也是要占六，轻工业和农业占一。国防工业的投资和非国防工业的投资的比例，要重新考虑。国防工业是消费性的， 你建立那么多，民用工业没有搞起来，将来真正打起仗来就不能打了。因为你没有经济基础，基本工业投资少，没有建立起来。 经济基础行了，普通民用工业投资用的数字大了，即使国防工业用得少，打起仗来也有办法。它一变、一转，就是了。中国民用工业没有基础，三个五年计划恐怕是不够的，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就是说要二十年，至少十五年。二十年以后，我们的国防就有一点底子了。那时要打仗，我有了十五年至二十年的工业基础， 要造什么武器就容易了。 陈云作报告后，毛泽东讲话，着重讲思想动向问题。他说: 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一种问题是我们自己家里出的。比如，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

1月 20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王稼祥关于周恩来率团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情况的汇报，刘少奇、 陈云、邓小平、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康生、薄一波、潭震林、杨尚昆出席。 1月 22日审阅邓小平一月十七日报送的关于撤销公安军军种番号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照办。 1月 26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向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提出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问题，以及为此给正在国外访问的周恩来、彭真发电报问题〔1〕。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出席会议。 同日复信黄宗溍〔2〕： “ 多次惠书均已收到，迟复甚款！ 〔 1 〕 1 9 5 7年1月1 8日 ，正在苏联访问的周恩来向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转达了中共中央提出的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政府的代表会议的建议，请他将这一建议报告铁托。后铁托表示还是双边或多边会谈好。1月 25日，周恩来将这个情况电告中共中央，说目前举行兄弟党会议的可能性不大。1月 27日，中共中央致电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彭真，指出：在会见铁托时，对目前召集兄弟国家会议问题不要表示意见。 〔2〕黄宗溍，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地理教师。毛泽东这封信落款署的日期为“一九五六年一月廿六日”，其中的“一九五六年”系笔误，应为 1957年。

1月 27日下午，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话，讲七点意见。（一）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八届二中全会已经解决了，这次会上还多次谈到，可见在一些同志思想上还没有解决。（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 （三）国际问题。在中东，出了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目前，帝国主义国家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 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 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对于国际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还是这样：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在我们自己方面，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从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真理 70 1957年1月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 禁止人们跟谬误、 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 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 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对于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五）闹事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 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 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我们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就是说不怕，要准备着。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

1月 2 8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会见程潜、王季范〔1〕 等，共进晚餐，并看电影《家》。 1月 30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康生、王稼祥开会，讨论一月二十九日彭真关于同铁托谈话情况向中共中央的电话汇报。

2月 1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会议，听取彭真关于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 〔1〕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

2月 2日审阅中共公安部党组一月二十九日关于对在押病残战犯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 不但这些人应当处理，其他战犯凡犯罪较轻、表现较好的，都应考虑判决释放，因为已关了七八年了。只留下犯罪较重的和最重的两类，待后处理。请公安部将战犯全体审查一下，定出一个处理方案送中央审阅。”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含合堂看戏曲片《荒山泪》。 2月 6日阅邓子恢二月五日关于建议按原定计划动工修建三门峡水库的请示报告，批示：“ 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政治局、 书记处各同志研究，请陈云同志的五人小组〔1〕处理。”邓子恢在报告中说：三门峡水库是黄河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目前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建议不要停止兴建，按原定计划在今年二月开工， 以争取在一九五九年汛期内部分蓄洪。三月七日，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研究后提出调整意见，先行开工，适当延长工期，并对基建规模作必要的压缩。四月十三日，三门峡水库工程正式开工。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一九五七年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要点》、《关于第三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报告》和中央批转这两个文件的通知，批示：“退尚昆办。” 2月 8日晚九时半 ，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西藏青年参观团 。 同日晚九时五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其间，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会见尤金。 2月 10日晚上，同谭震林谈话。 2月 11日复信黄炎培：“惠书盛意可感！那些东西，既已发表，不改也可。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 〔1〕指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陈云任组长。 74 1957年2月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 极目楚天舒’为宜。” 2月 12日下午四时，周恩来出国访问后回到北京。晚八时， 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听取周恩来汇报访问情况。 2月 14日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出席全国学联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代表。 接见前，同全国学联主席、副主席谈话，胡耀邦、胡启立〔1〕等参加。毛泽东详细询问了会议的有关情况。在听取胡启立汇报时， 插话说：有困难要讲清楚。现在的困难不算什么，往后的困难还要大，总要有困难的。六亿人口怎么能没有困难呢？ 将来发展到九亿、十亿人口，那时你们会觉得现在的日子好过得很。当然也不能说是越搞越困难，整个社会的前途是越来越光明，不会越来越黑暗。我们这一辈人死了，困难是你们的。那时候你们的基础会更好。国家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办的。从一八四 〇年林则徐销毁鸦片起，到一九四九年，搞了些什么事情呢？就是搞了革命， 搞了个上层建筑，推翻了旧政权（清朝、北洋军阀政府、蒋介石政府）。这一百年就是反帝反封建，土地改革主要还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搞的。改变生产关系，搞社会主乂革命，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革命用了那么长时间，建设才刚刚几年，这几年又是一边建设一边革命，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 “五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农业合作化。现在还有一部分农民没有加入合作社，工商业还不是全部国营，人民的思想中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干部、教授、学生中都有。中国人多， 也好也不好。 我们是白手起家，困难总是有的， 你们要有准备。 青年没有经验， 对工作中的困难认识不足，老年人有时也认识不足。建设 〔1〕胡启立，当时任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2月 17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开会。 2月 20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尤金，王稼祥在座。 2月 21日阅日本战犯榊原秀夫的女儿榊原公子、榊原贵子和妻子榊原房子一九五六年底的来信，批示：“请周办理。此人及其他重病战犯宜予释放。”信中说：“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一一这一天是我们从中国回国后的第四个年头里在日本最愉快而高兴的一天！这是由于日本朝日新闻社的记者先生报道了毛泽东主席接见日本冈山县学术文化视察团，并说‘战犯榊原如果有病的话，可以考虑释放’的新闻所致。”“过去在国家战争政策的压力下，我的父亲进行了细菌研究， 的确是一个犯了罪恶的人。” “ 家父患肋骨溃疡症，由于得到了贵国浓厚的看护，暂时痊愈了。 但是听说在八月末又患了咳血病，这使我们非常担心。”“关于家父的病，听说在日本手术和进行疗养比较妥善。”“如果蒙您赐给宽大考虑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比这再高兴的事了。 在这种喜悦的同时，为了向中国的许多牺牲者各位表示追悼之意， 特约定：我们一定要尽全力为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而努力活动。”

2月 23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徐冰开会，讨论周恩来准备在三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的报告和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问题。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同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商量后，决定推迟几天召开最高国务会议。 2月 24日阅冶金工业部一位副局长关于河北涿县尚庄乡联

2月 25日阅彭德怀二月二十一日关于拟同陈赓、谭政、陈士榘〔1〕等到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和勘察地形的请示报告，批示：“ 同意。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大量裁兵，一定要有出路，不能推出了事。要作至少一个月还乡态度：策略教育，设想各种困难，作好精神准备。” 同日阅中共中央军委二月二十二日关于军事系统各部门、 各军种兵种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军委经过讨论，初步预定：按总参、总政、总干、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后勤部、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学兵的次序，依次汇报，最好都能分别汇报一次，以使政治局同志多了解一些军队工作情况，多给些指示。汇报时间可在三月二十日至四月中旬以前。毛泽东批示：“军委: 上半年忙，下半年为妥。不要都准备，有四总〔2〕、空、海即够， 看情形酌定。”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罗瑞卿、徐子荣〔3〕开会。 〔1〕陈士榘，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 〔2〕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干部部。 〔3) 徐子荣，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 80 1957年2月 2月 2 6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会议，讨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处理问题。出席会议的党内外人士共三十七人。 2月 2 7日一 3月 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各方面人士一千八百多人出席会议。 2月 27日下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作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1〕。讲话共分十二个问题。（一）两类矛盾问题。毛泽东说： 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但今天重点要谈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问题很多，占我们很多的时间。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叫作两个口号：分清敌我，分清是非。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专政就是解决敌我之间矛盾的。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人民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 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有些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好，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 〔1〕这个讲话提纲的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共 12 个问题： (一）两类矛盾：敌我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 都不好吗？（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 会议上的讲话，基本上是照这个提纲展开的。

2月 28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邓小平、彭真、 陆定一、王稼祥、胡乔木、徐冰开会。 2月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黄任轲一月三十日来信、湖南资兴煤矿职工业余学校教员冯文冰二月十日来信和江苏泰县茆戚小学校长孟运荣来信。前两信提出毛泽东所作《菩萨蛮•黄鹤楼》一词手迹中的“把酒酎滔滔”一句， 其中的“酎”字应为“酹”字。后一信提出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给臧克家等的复信中，“遗误青年”的“遗”字应为 “贻”字。毛泽东要秘书室分别复信告以他们的意见是对的。

2月 1 5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一月三十日修正稿），批示：“ 退胡乔木同志。此件可用。请用中央名义写一电报，请中央各部委及党组，地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于收到此件后，迅即转发县委，城市的区委和军队的团委，并在党刊上登载。 ”本日，中共中央发出这个指示。 指示说：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但这一年经济建设也有进展过快的缺点，基建发展速度过高，职工人数增加过多，城市人口增加过快，造成消费品供应的紧张局面。必须在一九五七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调整， 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同日阅《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关于请求发表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的一首旧体诗的来信〔1〕，复信编辑部：“记不起了， 似乎不像。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 《东海》收到，甚谢！” 〔 1 〕 1 9 5 7年2月6日 ，《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写信给毛泽东，随信寄来一首旧体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信中说“据说这是您庆贺彭副总司令员率兵强攻腊子口时写的一份电报”，请求毛泽东校阅此诗并准予在《东海》月刊上发表。据查，这首诗最早发表在 1947年8月1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战友报》，发表时《战友报》有一简短说明，说这首诗是写在长征途中打腊子口战斗后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一封电报中。经考证，这首诗不是写在打腊子口战斗后，而是 1935年 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毛泽东获悉彭德怀在前线指挥红军击溃马鸿逵、 马鸿宾骑兵部队的追击后写的。《战友报》 不准确的说明和《东海》月刊编辑部的来信中对这个说明的沿用，误导了毛泽东的回忆。后来，这首诗以《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为题，编入 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和 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 76 1957年2月同日起草李维汉致章士钊〔1〕信。信中说：“两次惠书及附件各种，先后收到，两同志业已看过。精心谋国，甚叹贤劳。 几方面搭些线是有用的，认真解决问题，则目前还不是时候。有可为联络之处，相机为之，不宜勉强，不要使人感觉我方急于求成。相反，要表示我方愿意长期等待，并不着急。扶桑方面，彼不来访，我不宜催。”“寄上港币二万，以助米盐之需。完全信任先生，不要有所顾虑。无可为时，可赋归欤，将来再去。总的形势，是于我们有利的。海天在望，不尽神驰。春到南洲，尚希珍摄。”并批示：“刘、周、陈、邓阅后，交李维汉同志阅办。 章的两信及附件，请周看一下。” 2月 16日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各报刊、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文艺思想问题。 周恩来、邓小平、郭沫若、胡乔木、胡耀邦、周扬等二十八人出席会议。毛泽东讲话说：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我们许多的文化人是同胡风有区别的。对于他们要又批评又保护，在保护下批评。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总之，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我们要采取保护的方针，应该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们党经常有不 〔1〕章士钊，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7年 3月又任全国政协常委。这时他在香港做有关和平解放台湾方面的事宜。

3月 1日下午，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大会讨论。李济深、章伯钧〔1〕、黄炎培、 马叙伦、陈嘉庚〔2〕、 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 〔1〕章伯钧，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2〕马叙伦，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陈嘉庚，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3月 4日阅新华社二月二十七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一三九期刊载的《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工作浪费情况甚为严重》〔1〕的情况反映，批示：“尚昆同志：内有对中央负责同志肉食供应严重浪费一文，请据此检查，分清责任，予以处罚。并将情形告我为盼！”毛泽东批示后，新华社派记者对此事进行调查，并在新华社四月四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一七〇期刊载了《关于对中央负责同志肉食供应有严重浪费现象的调查》。调查说，《大公报》通讯员所反映的情况，经记者复查，有些情况是事实，但不够全面，并有夸大之处。实际情况是：北京市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几年来和特种供应（对象是各国使馆、大饭店、外宾、专家、高级医院等）的标准相同，并没有其他特殊的要求和规定。全市每天特种供应的猪六十口，占全市每天供应量的百分之五，其中只有三口左右是供应部分中央负责同志的（目前约一百六十户），不足全市特种供应量的百分之五。至于要求严格，是因为此类供应如质量不好或不卫生，极易造成不好的政治 〔1〕这个材料说，据《大公报》通讯员反映，北京市食品公司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规格要求很高，食品公司需费很大的力气，经过严格的挑选，才能符合标准，因而造成了严重的浪费。

3月 5日下午，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作关于访问亚洲、欧洲十一国的报告和陈叔通作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同日阅陈正人三月三日的请示报告。 报告说：根据政治局、 书记处会议讨论的指示，起草了一个准备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 讲的是农业合作化估计问题、农民生活现状问题、乡村干部问题、 农村当前任务问题。现将这个草稿送上，请审阅指示。同时希望对王国藩合作社〔1〕的那篇稿子给予批示，这会加强各地对其经验的重视。毛泽东批示：“退陈正人同志：据邓小平同志说，他已和你商好改写的方针；此件就不看了。王国藩社准备在数日内写几句话。” 3月 6日—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与会者中有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界等的党外文化人士约一百六十人。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1〕指河北省遵化县西四十里铺村以王国藩为社长的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 92 1957年3月讲话的录音。会议期间，毛泽东分别同宣传、普通教育、文艺、 新闻、出版、高等教育、科学等方面的几十位党内外代表人士举行了六次座谈，并在大会上作了讲话。 3月 6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彭真、陆定一、康生、胡乔木、张际春、周扬以及高教部、 教育部的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座谈中，毛泽东不断插话，谈了以下内容：希望第一书记把思想工作抓起来，第一书记才行，第二书记也不行。光是宣传部抓，孤单单的不好办。 管业务管得很好， 不管思想工作，结果来了大民主，就会把你搞掉。各部门、各党组一定要管思想工作。省委要抓好思想工作，特别是第一书记。 各厅局都要管思想工作。领导要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才能解决问题。无产阶级思想要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是不错的，但必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百花齐放中，资产阶级思想的出现会多起来，但并非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并非无一可取。扣帽子会把人家吓倒，不必每篇文章一出就马上驳倒。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些文章没有说服力。企图压服是压不服的。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要几十年。批评人家一定要研究，想打几棍子不是办法，不能解决问题。过去思想改造是有成绩的，那是大风暴，是粗枝大叶的，基本解决分清敌我，这是有效的。现在是分清是非， 就要具体地讲，仔细地一件一件地讲。思想工作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口号去套一切，现在与过去不同了，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我们要向党内外宣布，在人民内部无所谓专政， 在人民内部讲专政是错误的。我们对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有两条：第一必须批评；第二必须批评得好。我们如何对付不正确思想？不要急躁，不要简单，应该讲究方法。现在是转变时期、大变化时期，在观念形态上一定有所表现的。百分之九十九或者还要多一点的人是能够教育过来的。问题在于方法， 在于有说服力的文章。

3月 7日晚上， 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 钱俊瑞、董纯才、罗承烈、曲乃生、何启君、刘健飞、古楳、周世钊、吴江声〔1〕等出席，彭真、康生、胡乔木、张际春参加。 座谈中，毛泽东谈了以下内容：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 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办戴帽中学〔2〕 还是一种好办法。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如果说教师比较差，可以从好的中学抽调一部分来支援。这是要解决农民子女就近读中学的问题。 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 这些学校主要是解决农民生产劳动中需要的知识，如要升学也不限制，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升学，有的就不一定升学。助学金应该加以调整。按照当前的经济情况，准备两三年内将助学金扩大一些，使百分之七八十的农家子女能享受助学金，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困难。经过三年，农业合作社的困难减少了或者没有了，助学金就可以逐渐减少。为了解决高小毕业生升学紧张的问题，中学招生可以增加一些。 〔1〕钱俊瑞，当时任中共文化部党组书记、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兼文化部副部长、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长。董纯才，当时任中共教育部党组书记、教育部副部长。 罗承烈，当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曲乃生，当时任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何启君，当时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刘健飞，当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古楳，当时任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吴江声，当时任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 〔2〕戴帽中学，指在小学增设的初中班。

3月 8日审阅修改邓小平三月七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修正稿）》，批示：“退小平办。略有修改。”毛泽东修改了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 “对于闹事群众中的领导分子，如果行动合理合法，当然不应该加以歧视；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一般也不应该采取开除办法，而应该将他们留下，在工作和学习中教育他们。对于抱着恶意煽动群众反对人民政府的怀分子，应该加以揭露，使群众彻底认识他们的面目。对这些分子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给以适当的处罚， 但是不应该开除他们，而应该不怕麻烦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同时，加写第五点：“各级党委，特别是省、市和自治区一级的第一书记，对于了解工厂、学校以及报纸、刊物的思想政治动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这些方面的具体问题等项任务，应该立即抓起来，并且教会地委、县委两级和城市区级第一书记抓起这些工作。不应该只委托宣传部长、文教部长、教育和文化厅、局长这些同志去做而自己不去管它们。”这个指示于三月二十五日发出。 同日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三月六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汇集》共编入三十三个问题，供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参阅。毛泽东对其中二十个问题作了二十二条批

3月 9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总理西罗基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你看究竟是帝国主义的事情好办，还是我们的事情好办？依我看还是我们的事情好办一些，帝国主义的事情难办一些。你们处在西方的最前线，可以说我们是在东方的最前线。匈牙利事件证明，我们每个国家把 〔1〕孙瑜，当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曾编导电影《武训传》。

3月 11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高等教育工作座谈会，杨秀峰、陈望道、彭康、匡亚明、彭迪先、冯乃超、杨献珍、 冯友兰、胡锡奎〔1〕等出席，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 胡乔木、张际春、周扬、钱俊瑞等参加。 3月 12日下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共讲八个问题。主要内容如下：（一）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 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在不同的阶级、阶层、 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二）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在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 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但是在帝国 〔1〕杨秀峰，当时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兼高等教育部部长。陈望道，当时任复旦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 彭康，当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匡亚明，当时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迪先， 当时任四川大学校长。 冯乃超， 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高等学校委员会第一书记。 杨献珍， 哲学家。 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冯友兰，哲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胡锡奎，当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

3月 13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科学工作者座谈会， 郭沫若、童第周、钱三强、谈家桢、潘梓年、向达、费孝通、沈志远、翦伯赞、张劲夫、于光远〔1〕等出席，彭真、陆定一、陈 〔1〕童第周，生物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钱三强，核物理学家。当时任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 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 副部长，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兼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谈家桢，遗传学家。当时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 潘梓年，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 向达，历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教授。费孝通，社会学家。当时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副局长、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志远，经济学家。当时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上海市委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翦伯赞，历史学家。 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劲夫，当时任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至

3月 15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陆定一、陈伯达、 康生、胡乔木、胡绳〔1〕、田家英等谈逻辑学问题。 3月 16日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稿，批示：“ 即送周、陈、彭真、定一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如前示。”毛泽东将指示稿中的 “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改为 “现在，大规模的群众行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中共中央指示指出：“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政策的目的，是用说服的方法、自由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促进我国的科学、文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迅速地繁荣起来。”指示肯定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吸收党外人士参加的重要经验，同时要求各省市委召开同样的宣传工作会议， 第一书记必须亲自领导思想工作，并指导会议的进行。 同日晚上，同陈伯达谈话。陈伯达送来两本书〔2〕。 3月 17日中午，乘专列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同天津市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李华生〔3〕等谈话。 同日晚上，到天津市人民剧场，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说：在我们过去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 〔1〕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8年 6月又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 〔2〕可能是两本关于逻辑学的书。 〔3〕吴砚农，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万晓塘、李耕涛， 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副市长。李华生，当时任天津市副市长。 112 1957年3月是阶级斗争。打倒蒋介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还有社会主义改造， 这些都是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这个斗争时间很长，从一八四〇 年鸦片战争算起，有一百多年。这是一个很大的斗争。在作这个斗争的时候，人们对于我们在开头也是不相信的。现在人们就相信了，说共产党行了。至于建设，人们历来就说共产党恐怕是不行的。我们过去是阶级斗争为主，不是说没有搞建设，还是有建设。 要讲不会，也会一点儿。因为过去做阶级斗争的时候， 在根据地也多多少少学了一点。但是盖大工厂，搞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教育那一套东西，我们就不会了。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不对。为什么共产党也能领导呢？我们把这些科学家、大学教授、 工程师、医生统统放到计划里头，作出长远计划、年度计划，以计划去领导他们。此外，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他们， 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去领导他们。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是不会的。世界上的事情是可以学会的，我们现在要学。现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八大决议上面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 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要学会在科研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政治面貌改变之后，必须要使经济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上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 跟过去有所不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搞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现在搞建设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现在不重复以前的错误，我们就可以少付代价，可以避免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我们现在才开始学

3月 18日晨，到达济南。下午，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舒同、赵健民、李广文〔1〕、师哲、夏征农〔2〕等谈话。 同日晚上，到山东省政府大礼堂，在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说：我只讲一个问题——思想问题。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比过去敢于讲话了， 〔1〕赵健民，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山东省省长。李广文，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2〕夏征农，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3月 19日晨，到达徐州。在专列上同中共徐州地、市委负责人谈话，了解徐州市工业生产方面的情况。随后，改乘专机前 118 1957年3月往南京。在专机上书写元代萨都剌的《木兰花慢•彭城〔1〕怀古》 和北宋王安石的《桂枝香 •金陵怀古》两首词。中午到达南京。 同日起草准备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 共六个部分。要点如下：（一）“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许多人还不认识，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 （二）“如何解决矛盾，人民闹事如何处理？第一类矛盾还存在， 右的观点要防止，但不要夸大。第二类矛盾显著起来了，同志中观察也有‘左’有右。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三）“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六亿和五百万〔2〕——左、中、右。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中争取三分之百五十万人真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很好了。使中间派进一步。我们必须使用他们，否则一步也不能动。 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我们必须学文化（科学、技术），学建设。 我们是否可以学会科学技术？如过去一样，可以学会的。” （四）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要善于说服， 要学会以理服人。”（五）“为工农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两片。考验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准， 一条心、半条心（党内党外）。 争取百分之七十下厂下乡。我们干部要经常下厂下乡。”（六） “要展开讨论，整风，团结、 批评、团结公式， 它的发展史。”“要讲真心话，很多事不要两套。要艰苦奋斗……。要养成学习习惯。”“向新任务前进，不要忘记敌人，不要忘记政治（政治是人的灵魂）。如果不注意，很可能在几年以后，政治兴趣低落，政治觉悟不高，因此要加强。”“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 〔1〕彭城，徐州市的古称。 〔2〕指当时所说的中国 6 亿人口和 500 万知识分子。

3月 20日上午，到南京市人民大礼堂，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 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现在，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 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 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 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 〔1〕江渭清，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军区政治委员（1958年 9月又任南京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120 1957年3月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向广大人民，特别向青年进行教育，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 干他个几十年。 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毛泽东说：要分清两类矛盾。对于第一类矛盾，敌我矛盾，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 对犯了法的人， 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 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 完全是没有办法。对人民闹事，很值得研究。要在党内党外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对于全国，我们的方针是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这个方针可以说是战略方针。中国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太少。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国家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分论， 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有理由的。现在党外人士生怕我们 “ 收”，说我们 “放” 得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

3月 21日下午，约周谷城〔1〕谈话，鼓励周谷城继续写有关逻辑学问题的文章，继续辩论。晚九时十分，乘专列离开上海。次日晨零时二十分，到达杭州，住刘庄。 3月 22日晚上，在杭州刘庄再次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周恩来、习仲勋、黄敬〔2〕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很穷，一下子富不起来，人口又多，要慢慢地来，急不得。我们总的情况是好的，但矛盾还有很多。斯大林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 不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把人民的某些不满、人民对政府的批评这些人民内部的矛盾看成是阶级矛盾，当作敌人处理，结果打错了许多人。鉴于这种教训，我们把矛盾分成两种，第一是阶级矛盾，我们基本上已解决；第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则应用民主的方法，但这种民主应该是有领导的民主， 不是无政府主义。在人民内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现在正在反复说明这个道理，到处进行游说，成了一个游说家。 我们说知识分子并不可怕。虽然他们的思想有很多是资产阶级的， 但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同了，知识分子只有依靠工人和农民才有前途。他们必须为工农服务，而且要全心全意。把知识分子的思想、世界观改造过来，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耐心，需要帮助他们，同他们商量办事。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让党员知识分子和左翼作家们不要生硬办事、简单化，要他们学会善于说理， 使他们讲话、写文章有充分的说服力。我还想同你们谈谈我国外交方面的某些政策问题。台湾的情况现在有变化。 〔1〕周谷城，历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兼上海市委主任委员、复旦大学教授。 〔2〕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黄敬，当时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7年 5月又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

3月 23日晚上，在杭州刘庄召开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汇报，周恩来、陈云、李先念、 柯庆施、黄克诚、宋劭文、孙志远〔1〕出席。 3月 24日晚上，在杭州刘庄召开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六年财政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财政预算的汇报，周恩来、 陈云、薄一波、柯庆施、黄克诚、段云、吴波〔2〕出席。 3月 31日周恩来本日从昆明发来致中共中央、毛泽东并告外交部的电报。电报说：经过三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两次同吴努会谈，双方同意在中缅边界问题得到最后解决的同时，由中缅两国签订一个体现友好合作和互不侵犯原则的友好条约。毛泽东阅后表示同意。 〔1〕宋劭文，当时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孙志远，当时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段云，当时任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副主任。吴波，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 126 1957年4月

3月 1 0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新闻出版界座谈会， 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 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1〕等出席， 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参加。座谈中，毛泽东谈了以下内容：你们说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现在心中无数，慢慢就会有数。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当然也夹杂一些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 〔1〕金仲华，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1957年3月1 6日改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下同）副会长、新闻日报社社长。徐铸成，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文汇报社社长兼《文汇报》总编辑。赵超构，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新民报社社长。杨永直，当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上海分会副会长。范瑾，当时任北京日报社社长、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北京分会会长。吴象，当时任《山西日报》副总编辑。李超，当时任《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常芝青，当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朱穆之，坐时任新华社副社长。舒新城，出版家、辞书编纂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曾彦修，当时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黄洛峰，当时任文化部部长助理、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王芸生，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公报社社长、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副会长。 104 1957年3月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谈社会主义的书出了那么多，教人们怎样去具体地搞社会主义的书，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也有些书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什么都写出来，但那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有些事情还没有出现，虽然可以预料到，却不等于能够具体地提出解决的方针和办法。说到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当然，学是要自愿的。在知识分子当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学他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得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形成风气，没有风气是不会学得好的。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那样，我们的思想面貌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报纸要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 我也爱看。群众来信可以登一些出来，试试看。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马克思主义是按客观情况办事的， 客观情况就包括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 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正确的领导按客观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不正确的领导，不按客观情况办事， 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报纸有一些专业化的东西也好，但是太过于专业化，有时就容易枯燥，人家看的兴趣就少。搞专业的人也要看专业之外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总比资本主义的报纸好。我们的报纸毒少，对人民有益。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 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 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

4月 2日对陈嘉庚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来信作批示： “ 周总理，此件请酌办，我已复。”陈嘉庚在信中就节约用粮、 实行晚婚和解放金门等问题提出建议。 4月 3日下午，同王震〔1〕谈话。后同陆定一、柯庆施、江华谈话。 4月 4日一 6日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听取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宋季文〔2〕、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 方乙〔3〕 、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4〕、许或青、杨文蔚 〔5〕、曾希圣、黄岩、吴文瑞〔6〕、李彬、李继祥〔7〕等。在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彬、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子见、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吕志先、福建省委宣 〔1〕王震，当时任农垦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铁道兵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魏文伯，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秘书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

4月 7日下午四时，乘专机从杭州回到北京。 4月 8日下午四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同朱德、陈云、彭真、 李富春、聂荣臻〔1〕谈话。 同日下午五时四十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并宴请由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李济深、沈钧儒等参加。毛泽东说：波兰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去年十月间有些人不知波兰的前途怎样，当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波兰的方向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但是没有很久就得到证明了，就澄清了。另外，波兰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如何， 现在这一条大家也清楚了。有些国家不了解情况，不要怪他们， 而要向他们多做些解释工作。谈到困难，每个国家都有困难。中国可以说基本上还算好，但不是没有问题。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艰苦奋斗。国家内部有矛盾，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也有矛盾。主要矛盾要解决，次要矛盾可暂置一旁，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可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你们应该争取大多数， 对不了解你们的人要等待，事实可说明一切。要证明你们对那些同志是信任的，要说服，不要用机械命令的办法。 4月 9日晚上，和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出席西伦凯维兹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 同日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将题目改为《关于整 〔1〕聂荣臻，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4月 10日下午，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1〕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批评。毛泽东说：看了今天的社论 〔2〕，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 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 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 〔1〕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袁水拍，诗人。 当时任《人民日报》文学艺术和副刊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王若水，当时任 《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 〔2〕指 1957年4月1 0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32 1957年4月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 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编委会应该谈谈费孝通的文章〔1〕。这些文章提供了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这些思想情况，你们没有注意。《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 或者《大公报》、 《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 这样一个名次。 《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幵头一段就不吸引人。 《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 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 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最后毛泽东提出：（一）报纸的宣传， 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 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 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第七、第八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 〔1〕指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发表在1957年 3月 24日《人民日报》。

4月 11日和朱德、李济深、沈钧儒等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周恩来、西伦凯维兹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 同日上午十时，同周谷城谈话。十一'时半，在中南海顾年堂邀集冯友兰、周谷城、郑昕、金岳霖、贺麟〔1〕、费孝通、 王方名〔2〕等座谈逻辑学问题，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参加。 4月 12日下午，邀请几位乡亲来中南海菊香书屋谈话，了解乡间情况，王季范在座。 同日晚上，同胡乔木谈话。 4月 14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 陆定一、康生、薄一波、王稼祥、谭震林出席。 4月 15日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到南苑机场迎接应邀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一行。毛泽东致欢迎词，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伏罗希洛夫及其随同人员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兄弟的敬意。 晚上，设便宴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 同日复信张维〔3〕暨夫人：“ 来信收到，深为系念。病情虽重，可能痊愈。尚望安心休养，争取好转。家属诸同志努力 〔1〕郑昕，当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金岳霖，哲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教授。贺麟， 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 〔2〕王方名，当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3〕 张维， 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交往。 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134 1957年4月上进各节，自当遵嘱帮助，以尽故人应尽之责。请张夫人随时以情况见告。” 4月中旬阅四月十三日《大公报》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批示：“ 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社论说：我们国家目前正处在大变动的时期，时代带给我们巨大的历史任务。在经济战线上，我们要把人民的经济事业组织好、管理好，这就要求我们学会经营管理社会主义的企业，也要求我们学会逐步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思想建设战线上，人民的思想状况应符合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且能推动经济事业的发展。 4月 16日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伏罗希洛夫在会上发表演说。晚上，和刘少奇、 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出席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的酒会。 4月 17日下午，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开会。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国宴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 毛泽东致词说：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新世界的开路先锋，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四十年来，苏联人民不但在国内进行了辉煌的社会主义的建设， 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毛泽东在致词中，对苏联人民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过程中给予的同情和支持， 苏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予的全面的、巨大的援助，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出席国宴。 4月 18日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出席北京市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的群众大会。

4月 1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并写批语：“刘、周、 陈、朱、小平、彭真阅，尚昆用电报发出，另印如前示。” 指示全文如下：“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 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 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 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出席的会议。会上，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就外出视察期间所发现的问题及工作中存在的其他问题讲话。 136 1957年4月 4月 20日致信袁水拍：“你的《摇头》〔1〕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2〕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3〕 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致同志的敬礼！” 4月 21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浅沼稻次郎〔4〕 率领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可以说是朋友。你们的看法很多和我们一致。两国要友好，这是重要的。要恢复邦交。中国只有一个，没有两个，这也是重要的。台湾问题是一个困难，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障碍，解决起来可能时间会长一些，但迟一点也没有什么。要尽量努力，但也要准备迟一点。日本有先进的工农业技术，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合作交流，一定能使两国繁荣。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还有一点我想谈谈，就是关于人民力量的问题。人民力量一定要胜过反人民力量。我们党为什么能取得政权呢？为什么能和有外国援助的军队打仗呢？就是因为有人民。 我们在延安时， 只有几根破枪， 国民党有四百多万军队，又有美国援助，但是我们打胜了。再以印度为例，英国很强，又有资本，但也撤走了。这就是人民运动的力量。这就可以得出个结论：美国钢铁多，有原子弹、氢弹， 但只要世界人民团结，就可以战胜美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力量 〔1〕 《摇头》 ， 是袁水拍写的一首政治讽刺诗，发表在1 9 5 7年4月1 8日《人民日报》。 〔2〕指陈毅写的《游玉泉山纪实》一诗，发表在 1957年4月1 8日《人民日报》。 〔3〕李希凡，当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 〔4〕浅沼稻次郎，当时任日本社会党书记长。

4月 22日复电达赖喇嘛：“你四月一日从拉萨拍给我们的电报收到了，谢谢你的问候。你同班禅额尔德尼出国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周年纪念和访问印度，为增进中印两国的友好作了重要贡献，并且给各方面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这次长途旅行，请你对身体多多保重。祝你在加强祖国各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团结的工作中作出新的成就。”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一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王稼祥、李初梨、方毅 〔1〕等在座。 4月 23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四月二十二日关于转发全面检查肃反工作文件〔2〕的批语稿，批示：“彭真、小平再阅，尚昆办。必须把目的提出， 因此加了几句话。”批语稿中的“关于全面检查肃反工作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就已经提出”这句话，毛泽东改写为：“关于全面检查肃反工作问题，为了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肃清反革命残余分子和处理尚待处理的反革命案件，科学地总结肃反经验，以便发扬正气，批判歪风，帮助绝大多数正直地忠心耿耿地在肃反战线和司法战线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同 〔1〕李初梨，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方毅，当时任中国驻越南总顾问和经济代表处代表。 〔2〕中共中央转发的 3 个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准备迎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准备迎接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通知》、《公安部党组关于通知各地公安机关准备迎接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报告》。 138 1957年4月志，进一步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之目的，毛泽东同志在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最高国务院会议扩大会议上，根据中央的意图， 就已经提出全面检查的要求。” 同日晚上，同邓子恢谈话。 4月 24日晚上，开始修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记录整理稿。 4月 25日晨一时，同彭真谈关于整风运动指示稿修改问题。 同日晚九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柬埔寨驻中国经济代表团团长杨安和副团长乃瓦朗丹，章汉夫、雷任民、章文晋〔1〕 在座。 同日晚十一时，接受保加利亚新任驻中国大使涅加尔科夫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人民有意见就应当让他们说出来，不然这些意见一旦爆发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就不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真不是一件容易事， 让几亿人民都和平共处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建设了社会主义，丢了人民，建立了重工业，丟了人民，这是不成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我正在修改。讲起来很容易， 几个小时就够了，写成文字就困难了。我的官僚主义也很厉害，二月二十七日讲的话，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还没有整理出来。现在可以看党报上的几篇社论，里面主要意思都有了。 4月 26日阅四月二十四日《大公报》，写批语：“ 乔木阅。 《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 津、 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 （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大公报》第一版在“全力以赴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通栏标题下，发表题为《广泛深入地学习正确 〔1〕章文晋，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4月 2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 批示：“ 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尚昆用电报发去， 另印如前示。本件及附件登党刊。”指示指出：“党的整风指示， 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1〕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 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 ，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 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 〔1〕指中共中央 1957年 5月 10日《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5月 1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140 1957年4月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分别在党与（一）工人、（二）农民、（三）学生、（四）解放军战士、（五）知识分子、 （六）民主党派、（七）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 同日阅中共中央组织部四月十八日关于中国驻苏人员的一些思想问题和留学生、实习生派遣中一些问题的报告，批示: “ 陈云同志：这个问题，请你与有关人员研究一下，严格控制， 统一解决，并指定一个机关统一管理。以后应当少派，派去的要精。已去而品格恶劣或程度太低的，可否考虑调回。”五月二十二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今后只派遣研究生，基本上不再派遣高中毕业生。 4月 28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批示： “ 即送刘、朱、陈、乔木阅，尚昆于今日下午用电报发去， 另印如前示。准备五月上旬或中旬公开发表。”毛泽东对指示稿所作的修改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须同时改造自己。 ”(二)“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相互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三）“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四） “这种体力劳动，哪怕很少一点也是好的。待取得经验之后，经过适当步骤，再有计划地逐步地普及到一切凡能多少从事劳动

4月 29日晨，同胡乔木谈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修改问题。上午，同朱德谈话。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整风运动的有关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康生、 杨尚昆、胡乔木、李维汉出席。 4月 30日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党内外人士共四十四人出席。毛泽东讲话， 他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 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过去在工业、农业、文教等方面有什么矛盾是盲目的，现在把矛盾排一个队，算一个账。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不劳动， 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老百姓就不信任你，不和你讲真话。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 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 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 142 1957年5月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整风指示说到唯物辩证法，现在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 思想方法里头去， 那些问题放在将来搞，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过去搞的是阶级斗争，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总的说来，是新时代和新任务。我们需要学习， 学自然科学，学计划经济，要积累经验，需要积累几十年经验。 有些朝令夕改，是因为没有经验。我的脑子开始也有点好大喜功， 去年三、四月间才开始变化，找了三十几个部门的同志谈话，以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了十大关系，其中有五条是属于经济方面的。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 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 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 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 同日阅四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刊登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批示：“送乔木同志：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 毛泽东将文章的原题《从遗传学谈百

4月阅《争鸣》一九五七年四月号刊登的《如何开展学术界的“百家争鸣”问题（座谈记录）》，在范朴斋〔1〕的发言旁批示：“送胡乔木同志阅。范朴斋有对《人民日报》的批评。”范朴斋在发言中，对《人民日报》关于郭沫若《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一文展开的学术争鸣所作的处理提出了批评。

5月 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一） 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指示说：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人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 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 〔1〕范朴斋，当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和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44 1957年5月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整风应该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并且使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 同日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和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和广场的群众联欢。 5月 2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社论说：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实质上是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继续。这次整风的目的，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 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在革命胜利以后，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倾向有了新的滋长，许多同志喜欢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对于名誉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而不愿意深人群众，同群众同甘共苦，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其中有少数人竟至沾染国民党作风的残余，不把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的群众看作自己人，不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如果他们说了不满意的话，就对他们釆取打击办法。很明显，我们党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同日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在政协礼堂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为欢迎伏罗希洛夫举办的京剧晚会，观看京剧《野猪林》。

5月 3日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为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先后致词。 5月 4日晨，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人民军总参谋长波奇瓦罗夫率领的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 周恩来、 彭德怀、萧向荣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对西方帝国主义来说， 也是东方。我们都是东方集团，亚非国家也是东方集团。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多了，想打仗的国家就少了。我们这次关于整风的指示，你们知道不知道？要把党内外矛盾处理好，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纠正过来。公开在报纸上批评党的缺点，党内党外合作一块来批评错误和缺点，这样党就更团结。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共产党的缺点可以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可以批评，言者无罪。各国有不同的情况，应按照各国的特点办。 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阅，由杨尚昆发出。指示全文如下：“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人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 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 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 中央巳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 （至少几个月内） 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 146 1957年5月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緬甸民族院议长萧恢塔， 林伯渠〔1〕、李济深、余心清〔2〕等在座。毛泽东说：今后准备造成比较活泼的空气，叫人民可以讲话，可以发表意见，不受官僚主义的打击。做得如何还要看，我们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工业我们也搞了一点，但很少，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变成工业国恐怕还要几十年。亚非国家除日本外都是农业国，都要建设工业。我们都是不愿意打仗的，打起仗来会把我们的一套打烂的。 我们要好好干五十年，把工业建起来，要有美国那样多的钢铁。 苏联建设了四十年还没有赶上美国，我们要好好努力才能赶上， 美国也是要前进的。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希望你们内部和解，双方让步团结就好搞。不然就要用许多钱作军费，这些钱是可以用来建设工业的。 同日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陪同伏罗希洛夫， 在中山公园出席五四青年节游园晚会。 〔1〕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余心清，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5月 5日上午，阅陈叔通、黄炎培五月一日关于不赞成毛泽东提议的第二届人大不再提名他继续担任国家主席职务给刘少奇、周恩来的信，批示：“刘、周、朱、陈、邓、彭真阅，小平办。 此件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一百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又批示： “ 刘、周、朱、陈、邓、彭真阅，请小平印发全体中央委员、 候补委员，党的全体八届全国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及全国人大代表所有代表及政协委员。请看末页我写的一段话及文中四处注解， 都要印上。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此数句不要印）”毛泽东在信的末页写的一段话是： “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 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 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 。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毛泽东写的四条批注是:（一）针对信中所说“我们两个人意见：不说拥戴的空话，而要从我们国家的现实着想，我们的国家由民主革命进人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就七年来说，发展要算顺利的。 148 1957年5月但不可以不看出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 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 这段话， 批注：“以上两个理由，因时期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 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经验，可能要十五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二）针对信中所说 “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更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这段话，批注：“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三） 针对信中所说 “似应再连一任，而于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 ‘ 任期四年’下加一句 ‘连选不得过两任’，则以后依法办事， 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一句，批注：“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四）针对信中所说 “不然，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以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机会”一句，批注：“ 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八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陈叔通、黄炎培的信和毛泽东写的一段话及批注， 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5月 7日继续修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记录整理稿，形成“自修稿第一次稿”，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批示：“即刻打印清样二份，于明（八）日上午，连原稿送我再看。版不要拆，以便再改。”讲话稿中的十二个问题是：（一）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二） 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三）关于农业合作化； （四）关于资本家的改造；（五）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关于节约；（七） 从六亿人口出发； （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

5月 8日一 6月 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政协礼堂连续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征求 （1）：指中共北京市委 1957年 5月 4日关于传达和学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给中央的报告。 150 1957年5月对共产党工作的意见。 5月 8日上午，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自修稿第二次稿，批示：“ 照此校正，再打清样三份，于今日下午连原稿送来再看。”这一稿的修改主要集中在第一、第八这两个问题。修改和补充的内容主要有：第一个问题，补充了一段话：“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和生产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为着维持社会秩序之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许多时候就行不通。何况政府与人民之间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间已经发生矛盾，不去调查研究矛盾的情况，讨论解决的方法，单靠行政命令，会有什么效力呢？ 至于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例如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采用强制方法了。”第八个问题，将有关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既优胜又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巩固的论述加以充实，补写一些话：“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能建立。但是这并不是说新社会就没有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很天真的想法。”“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这种能够容许生产力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相当满足的情况。我国解放才七年，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不多，需要有一个巩固、习惯、重新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严格划分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采取和平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以便团结全体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

5月 10日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自修稿第四次稿，注明为“草稿第一稿”，批示：“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这次修改稿分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胡绳、邓力群〔1〕、田家英。这一稿改动不多。将第四个问题的标题改为 “关于私营工商业者”; 第七个问题，删去了有关计划生育问题的论述，并加写一句话: “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马格里布（摩洛哥）国民协商议会访华代表团全体人员，陈叔通、张奚若、乔冠华〔2〕等在座。 5月 11日阅中共甘肃省委五月四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学习和执行情况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转各地参考。” 同日复信李淑一〔3〕：“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已指出 ‘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 ‘ 三峡’ 字面。 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4〕不好，不要写了吧。 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1〕 邓力群， 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财经组组长。 1958年 6月又任红旗杂志社秘书长、 《红旗》杂志常任编辑。 〔2〕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3〕李淑一，柳直荀的妻子，杨开慧的好友。 〔4〕指毛泽东 1921年写的《虞美人•枕上》。

5月 14日阅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刊登的中等初等学校教师座谈会记录，批示：“少奇、恩来、陈云、小平、 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 《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 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同日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整风鸣放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李维汉出席。会议开至次日晨一时。 5月 15日针对开门整风期间出现的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的猖狂进攻，写《事情正在起变 〔1〕马尔科，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 〔 2〕张苏，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主任委员。

5月 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批示：“刘、周、陈、朱、彭真、小平阅，尚昆用电报发出，另印如前示。” 指示全文如下：“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

5月 17日晨二时，听取陆定一汇报同柯庆施通电话的情况。 同日晚九时半，接受匈牙利新任驻中国大使诺格拉第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对匈牙利事件我们的看法是， 这不是一件好事情，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损失，但是也有它积极的一面。这次风暴教育了党，教育了政府，教育了军队，有了经验，得到了锻炼。这次事件也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同时，对社会主义各国都有极大的教益，有很多经验可以汲取。群众需要教育。过去风向那边吹，群众就站在那边；现在风向这边吹，群众就站在这边来了。现在，我们正在报纸上组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对我们的批评。 我们对革命是内行的，但是对科学、 文化就不内行了，那就有必要使用这些知识分子。在过去几年革命的风暴中他们被压下去了，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心中不满。而我们有些同志以为天下太平，没有问题了，脚伸得太长了一些， 使我们同他们的关系在有些地方搞得不太好，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我们要让他们讲，让他们批评。这样对我们有好处，使我们的同志清醒一些，不是没有问题了，而是问题很多。他们的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也有些是不正确的。我们整风有传统，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传统。十二年来革命的任务很忙，小规模的整党搞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没有进行。 同日晚十一时半，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彭真、 陆定一、陈伯达、吴冷西开会。 5月 18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尼西亚军事代表团，周恩来、彭德怀、陈赓、萧向荣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经

5月 19日晨，听彭真汇报情况。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彭真、陆定一、胡耀邦开会，后又增加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赖若愚参加。 5月 20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 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罗瑞卿、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5月 22日晚上，听彭真汇报情况。 5月 23日晚十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锡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威•阿•佩雷拉，章汉夫、章文晋在座。毛泽东说：亚非国家中同我们友好的，我们都要团结。西方国家只要愿意，我们也和他们来往，搞一个和平局面。要求和平的人越来越多，发动战争就困难。中国同英国多做点生意当然好，我们希望英国政治上更独立些。 同日晚十一时十五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主席纳• 马 •佩雷拉率领的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彭真在座。会见后，同彭真谈关于整风和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问题。

5月 24日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五月二十一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一八号刊登的福建省监察厅党组关于晋江专区税收工作中违法乱纪情况严重的报告，批示：“陈云同志阅后，转李先念同志阅，退毛。我看此种现象不但福建有，各省都可能有，似宜采取措施，加以处理。可否举行一些典型调查，然后制定一个法令。不然，如福建那样，是危险的。”二十九日，李先念写报告给陈云并报毛泽东，建议将福建省监察厅党组的报告转发各省市， 要求各地检查纠正。毛泽东批示杨尚昆办。六月四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同日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二稿，批示：“各同志：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于五月二十六日退回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同志， 为盼。” “再打清样（大本），即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 外加田家英、胡绳、邓力群。”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陆定一、康生出席。会后，同彭真谈话。 5月 25日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草稿第三稿，写三条批示：一、“各位同志：这是第三稿，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六月五日以前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二、“田家英同志：即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田家英、胡绳、 邓力群、今天到会各省市区负责同志（三十余人）。务于今晚十二时以前送到各人手里，特别是各省市来的人。”三、“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请田于今午打清样校正一下。”毛泽东在“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问题中所作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改写了一段话（加写和改写 162 1957年5月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华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表现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解决。” （二）增加关于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 同日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即将结束访问的伏罗希洛夫一行，并设宴为他们饯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参加。伏罗希洛夫代表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政府，正式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毛泽东接受了邀请。毛泽东说：现在要使蒋介石和美国的矛盾发展起来，使我们和蒋介石的矛盾缓和一下。我们提出了愿意和台湾和平的口我们不急于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和英国只有一半的外交关系。 这个方针，斯大林在世的时候，我和他讲过。我们的中心是亚非国家，是团结这些国家的人民。争取欧洲、美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不是一下子的事。世界是一定要起变化的，美国人称霸世界的形势要变化。在尤金谈到中国已有一批很好的理论干部成长起来时，毛泽东说：有一些，但是很少，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起来少得很。应该承认，比较起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学问

5月 26日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前往北京南苑机场送别伏罗希洛夫一行。同日，《关于苏联最高苏维迨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报》发表，其中说：“伏罗希洛夫主席邀请毛泽东主席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访问苏联。毛泽东主席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 以及一些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中城市市委的负责人林铁、 陶鲁笳、 王恩茂、黄欧东、欧阳钦、吕志先、叶飞、潘复生〔1〕、王任重、 〔1〕潘复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 164 1957年5月李泉、谢富治、周林、高峰〔1〕、张仲良、张德生、 吴德、曾希圣、刘顺元、柯庆施、黄火青、李琦、杨一木、方仲如、王平夷、 王伯谨、宋黎、杨士杰、宋洁涵、任仲夷、任白戈、廖井丹、宋侃夫〔2〕出席会议。毛泽东讲话，他说：放的目的，是整我们党的缺点，争取中间派，以孤立右派。我们认为小乱可以，大乱不要。要设想会不会大乱？右派希望天下大乱，我们则是要有步骤， 把战线缩在一定范围内大放特放，把牛鬼蛇神都放出来。有小匈牙利可以避免大匈牙利。看来，没有美国人的帮忙，天下是乱不了的。现在被攻击的是左派。搞教条主义的人是忠心耿耿的，但方法不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都分左、中、右三派。对我们的批评有两种，一种是善意的，一种是恶意的。 把恶意的批评登出来照个相，使右派的面目尽人皆知，不要把右派发言的 “角” 抹去，那等于替他檫粉。党内也有左、中、右， 有叛变分子。 5月 27日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草稿第四稿。起草一个通知：“ 各位同志：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还要修改。请你们在 〔1〕周林，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高峰，当时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青海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2〕李琦，当时任中共太原市委第一书记。杨一木，当时任中共兰州市委第一书记。 方仲如，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平夷，当时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处书记。 王伯谨， 当时任中共沈阳市委第二书记。 宋黎， 当时任中共旅大市委第二书记、 旅大市市长。杨士杰，当时任中共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当时任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当时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当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副省长兼重庆市市长。廖井丹，当时任中共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当时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

5月 28日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王路宾，当时任中共济南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当时任中共南京市委第一书记、 南京市市长。 〔2〕白栋材，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3〕赵武成，当时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

5月 29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刘少奇、 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 陆定一、 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出席。 5月 30日阅五月二十九日《新闻日报》刊登的署名小雅的文章《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批示： “乔木同志：此篇似可转载，何时转载适宜，请你和报馆商量一下。”六月八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整风运动中，章乃器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从“ 墙”和 “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其中说：“已经有不少人说过， 党与非党之间有 ‘一道墙’，‘一条沟’”。“《联共党史》记载了斯大林在哀悼列宁时候的誓词，一开头就说：‘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由于这一句话的影响，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 墙’和‘ 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小雅的文章不同意章乃器的这种说法，认为斯大林所说的 “ 特种性格”、“特殊材料”，不同于旧时法国贵族所自诩的在他们身上流着“高贵的血液”，而是说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的共产党员，担负着伟大的历史任务，献身于一个崇高的理想，他们必须具有大无畏 168 1957年5月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必须具有前所未有的革命者的高尚品格，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至于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看了斯大林的话，竟飘飘然以 “ 特殊” 自居了，这种情形不是没有， 但这是他们自身的问题，不能据此就把斯大林的话贬为 “墙”和 “沟”的“思想基础”。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法国前总理富尔和夫人， 周恩来、张奚若等在座。 5月 31日上午，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话。晚上， 同彭真谈话。 5月下旬阅五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刊登的贾亦斌〔1〕 在上海市政协第四次全会上的发言 《笼统地说 “农民生活苦” 不合事实，强调农村干部 “一团糟” 不够公平》，批示胡乔木：“此篇可转载。”三十日， 《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发言。

6月 1日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草稿第六稿，批示：“即印二十六份，于本日上午十点交陈伯达同志，原稿退毛。” 同日本日下午和次日下午，同曾志〔2〕谈话，了解中国人民大学整风情况。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出席。 6月 2日中午，同周恩来、彭真、李维汉谈话。 6月 3日中午，同彭真、刘仁谈话。 6月 4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1〕贾亦斌，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 〔2〕曾志，当时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

6月 5日晚九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同陈叔通、黄炎培谈鸣放情况，六日晨零时十五分结束。零时二十五分，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罗瑞卿开会，谈整风问题。 6月 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 并批示：“即送刘、周、陈、朱阅，尚昆用电报于今日发出。另印如前示。” “不发新疆、西藏。发后留交小平阅。” 指示说： “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 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以便上层中层整好，腾出手来， 再整好下层。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 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 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 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 170 1957年6月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 同日阅陆定一报送的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批示：“ 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简报说：北京大学有一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在校内外散发，造谣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 “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 6月 7日阅六月六日《文汇报》刊登的笪移今〔1〕的文章《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批示：“ 乔木同志：此文很好， 可以转载在显著地位。”文章说，知识分子对待整风应做到：要认识到党是以全国人民意见为制定政策的依据的，敢于公开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整风就是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克服缺点的决心。 要掌握和风细雨的精神，要接受过去有些过火批评的教训。非党人士帮助整风，要在不与党对立的认识下，监督党贯彻整风精神； 发现批评离事实太远，要出来说话。要提出解决矛盾的办法，协助领导共同解决矛盾，缩小矛盾。要领会整风运动的实质，整风的目的就是巩固党的威信，加强党的战斗力，使党能有效地团结六亿人民，为加速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同日上午，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要吴冷西去人民日报社工作。在谈话中提出，要借国务院秘书长助理、民革中央委员 〔1〕笪移今，当时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

6月 8日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并批示：“即送刘、周、朱、陈阅，尚昆用电报于今天发去。另印如前示。新疆、西藏不发。”指示说：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放大鸣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广大党团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 要注意组织左派和中派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并推动左派，团结中派，反击右派，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 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 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 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 〔1〕 1957年 5月 25日，卢郁文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言，批评现在有一些人提意见有片面性，只许自己提意见，不许人家说明。会下，他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他“为虎作伥”，恫吓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匿名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般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6月 6日， 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卢郁文宣读了这封匿名信。他说： “我不理解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 ”。 “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 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172 1957年6月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总之，这是一场大战 （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同日晨，同胡乔木谈话。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开始转入反右派斗争。 同日阅陈正人六月七日来信，批示：“ 陈伯达同志： 此件请参酌。如果文件今晚搞不完，明日下午二时交我也可以。” 陈正人在信中建议，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初稿中的 “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 这一句前面， 加上 “革命时期”四个字。毛泽东采纳了这一建议。 同日下午二时半，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同日下午六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陆定一、康生、李维汉开会。 同日复信孙燕〔1〕：“ 五月十六日的信收到。已在初中毕业，甚慰。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三百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 6月 9日晨二时，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七稿，注明为“六月八日修正稿”，并批示：“即打清样三十五份，于本日上午九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 〔1〕孙燕，又名孙配君，她的母亲陈玉英 1926年冬到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做保姆。

6月 1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 策略问题的指示》，并批示：“ 即送刘、周、陈、朱阅，尚昆用电报发出。 另印如前示。新、藏不发。” 指示全文如下：“（一） 北京条件已成熟， 《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 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 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 （二）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 〔1〕指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2〕李达，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74 1957年6月生将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四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1）善意欢迎；（2）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还没有办好的理由， 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 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 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骂人打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即办。城市也要注意。（三）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注意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拆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四）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 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 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

6月 16日再次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稿。 同日下午，同曾志谈话。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彭真、胡乔木、李维汉开会。 6月 17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定稿，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幵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汇报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地区的大鸣大放情况。会后，同彭真、陆定一、李维汉谈话。 178 1957年6月 6月 18日致信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何锡麟： “ 现派我的秘书林克同志到你们那里，请你将你们学校的情况告诉他。如果你无时间，请你介绍一位别的同志同他一谈为盼! ” 6月 19日上午，同朱仲丽谈话。 同日苏联《真理报》用三个版面刊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6月 20日审阅彭德怀六月十九日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关于改进兵役工作指示，已经多次讨论和修改，准备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出。毛泽东批示：“ 同意。刘、周、朱、陈、小平、 彭真即阅，退彭德怀同志办。” 同日阅中共河南省委六月十七日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情况的第二次简报，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即转发各省市。”简报分析了自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等以后， 河南省各民主党派及知识分子中的左、中、右的变化情况， 以及为取得反右派斗争胜利所采取的措施。 同日晚上，同邓子恢谈水利问题和农业合作化问题。 6月 21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出席。 6月 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毛泽东曾两次审阅修改这篇社论稿，最主要的修改是：在“因此，无论如何，一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之前，加写：“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许志行〔1〕，并共进 〔1〕许志行，当时在上海格致中学任教。1919年冬在武汉同毛泽东相识， 1926年曾应毛泽东之邀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6月 23日下午，同曾志谈话。 同日晚八时半，同周谷城谈大鸣大放中的一些问题。 同日晚十时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大鸣大放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陆定一、李维汉出席。 6月 25日晨，审阅修改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稿，批示：“ 即送周总理：在讲社会主义改造的地方都加上‘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等字为宜，以区别人的改造尚未完成。” 同日上午，同朱仲丽谈话。 6月 26日下午三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作 《政府工作报告》 。会前，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开会。 同日阅中共河南省委六月二十四日关于整风运动情况的第五次简报，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用电报即刻转发各省市。” 简报总结了在反右派斗争中一些单位的经验，指出在目前反击右派阶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必须做好的几项工作。 同日阅新华社六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一 〔1〕谢觉哉，当时任内务部部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主席。易礼容，当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180 1957年6月四三五期刊载的美国《新共和》杂志上题为《在我们的对华政策上的辩论》的文章，批示：“陈云同志：十七页有一句话，值得研究一下。这一句是唱反调的，但也应当促使我们注意。有人提议农业投资应占百分之二十，少了不利，请你研究一下。”十七页的这句话是：“ ‘ 一百万人委员会’〔1〕说：‘北京政权现在并不能牢靠地控制住大陆。’工业产品、猪肉、棉花和煤的缺乏，反映出一种‘严重的经济危机’。” 同日中午，接见陈玉英，并一起吃午饭。次日，再次接见陈玉英。 同日晚上，和周恩来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拉赫曼〔2〕 率领的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彭真、耿飚、张邦英〔3〕、屈武、 余心清在座。毛泽东说：二十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只要美国不打，就可以没有战争。大多数美国人是不要打仗的。任何国家与我们能达成协议不打仗，我们都欢迎。要是一百年不打仗就更好了。 6月 27日致信邓小平：“情况简报的《整风专辑》很有用。现请：（一）将六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五日共十一天的‘专辑’ 立即印成一集（印成一本），印若干份，用飞机火车迅即分送各省市委及地市委，每单位多的有十几本，少的有三四本即够，供其参考。（二）以后每三天印一集，分送。如你同意的话，请照办为盼！” 〔1〕“一百万人委员会”，是在美国众议员、共和党人周以德的创议下设立的一个私人组织，其宗旨是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反对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贸易往来，反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2〕拉赫曼，当时任东巴基斯坦人民联盟总书记、国民议会议员、东巴基斯坦政府工商业部部长、劳工部部长兼反贪污部部长。 〔3〕耿飚，当时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邦英，当时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副部长。

6月上旬或中旬审阅邓小平六月九日报送的中共上海市委五月三十一日关于吸收陈望道入党的请示报告。邓小平提出： “ 拟同意陈望道入党，可由上海市委与他一谈，但正式入党时间可在一两个月之后，届时还应吸收一批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好的左派分子人党。”毛泽东批示：“ 同意。” 6月 11日致信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党委副书记、校长助理陈舜瑶：“ 兹派我的秘书林克同志来看你们，请由你们中任何一位和他谈一下你们学校目前的动态。如果你们忙， 则请你们指定一位别的同志和他一谈为盼！” 同日修改《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批示：“ 刘、周、 朱、陈、彭真阅。如认为可用，请尚昆印若干份，发给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负责同志。退尚昆办。”又批示：“ 尚昆同志：此文请即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并印送各省市委、内蒙党委，新疆、 〔1〕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 〔2〕罗荣桓，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76 1957年6月西藏不要发。北京及外地各发多少份为宜，请加酌定。” 十二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印发。 同日下午，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王稼祥、胡乔木、 胡绳、田家英谈话。晚上，同习仲勋谈话。 6月 12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 《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 同日下午，同彭真、陆定一、李维汉谈话。 同日晚上，同陈伯达、康生、胡乔木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七稿的修改问题。 6月 13日阅六月十二日《北京日报》，批示：“乔木同志: 《北京日报》比《人民日报》编得好，有工人、农民、学生、左翼党外人士的批判反动言论的大量报道，极为丰富，文字也较人民日报生动，编排也好。请看第二版全部报道。” “请在人民日报召集一个会议，有较多人参加。事先要他们读这第二版，全部读一遍，然后开会。你的编排水平应当提高。文字也有些八股味， 例如不感觉 ‘ 怎样对待批评’〔1〕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 不感觉这篇文章通体是一个八股调。希望思索改进。” 同日上午，同朱仲丽〔2〕谈话。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修改为 《人民日报》撰写的“本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刘少奇、朱德、 陈云、彭真、 胡乔木、李维汉、 吴冷西等出席。 6月 14日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撰写的《文汇报在一个 〔1〕这是《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稿的原题目。毛泽东审阅时，将题目改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 〔2〕朱仲丽，当时任北京中苏友谊医院副院长。

6月下旬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草稿）》，批示：“退邓。”这个通知于六月二十八日发出。 6月 28日阅《光明日报》本日刊登的郭沫若对记者的谈话《拨开云雾见青天》，批示：“乔木同志：郭沫若此篇，请要《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全文播发。” 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这篇谈话，题目改为《乌云消散，太阳更加万丈光芒——郭沫若谈反右派斗争》。 同日晚七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费孝通谈话。 同日晚九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刘少奇、 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陆定一、陈伯达、康生、 王稼祥、胡乔木、徐冰、吴冷西出席。会后，同陆定一、胡乔木、 吴冷西谈话。 6月 29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批示：“送刘、周、朱、陈、邓、彭真即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有：（一）改写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即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二）加写一段话：“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 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182 1957年6月同日中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赵超构、刘述周〔1〕谈话。 6月 3 0日审阅彭德怀六月二十九日报送的在即将召开的国防委员会会议上作的军事建设问题报告（草稿），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退彭。”报告稿共六个问题：一、军事建设的方向和步骤；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三、军队建设；四、如何解决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矛盾问题；五、国防工程建筑；六、 军事科学研究工作。 同日晚八时二十分，同胡乔木、李维汉、吴冷西谈话。十时二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胡乔木、李维汉、吴冷西开会。 同日晚九时二十分，会见冒鹤亭〔2〕。

7月 1日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本日发表。社论从最近《光明日报》和《文汇报》 的检讨谈起，谈到有些民主党派在运动中的表现，特别点了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名，点了“章罗同盟”的名。社论说: “自本报编辑部六月十四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 社论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 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 〔1〕刘述周，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2〕冒鹤亭，即冒广生，当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上海市图书馆、博物馆的顾问。

7月 2日上午，听刘亚楼、何廷一〔1〕汇报情况。中午， 听江华汇报情况。 7月 3日晨一时五十分，接到刘少奇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今晚〔2〕尤金来向常委会告诉苏共中央党内发生大问题。晚七时二十五分至八时十分，同刘少奇通电话。九时，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3〕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 7月 4日晚九时二十五分至四十五分，同刘少奇通电话。 十时，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对苏 〔1〕刘亚楼，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何廷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参谋长。 〔 2 〕 指7月2日晚上。 〔3〕 马林科夫， 原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电站部部长。 卡冈诺维奇，原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7年6月2 9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撤销他们党内一切职务。 184 1957年7月共中央决议表态问题。 7月 5日晨，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通过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支持苏共中央决议。 同日下午五时二十分，在杭州刘庄召开会议，研究苏共中央决议问题。紧急赶来杭州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 陈伯达、王稼祥、李维汉、胡乔木、田家英出席会议。 同日晚八时至次日晨四时，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杭州刘庄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陈伯达、王稼祥、李维汉、胡乔木、田家英参加会见。在听取米高扬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和苏共中央全会决议情况的通报后，毛泽东表示支持苏共中央的决议。他说：这件事在我们党内有些震动。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由刘少奇同志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支持你们的决议， 并且用电报通知了各省省委。今天我们中央发了一个电报给你们中央，已经广播了。会见后，同刘少奇等谈话。 7月 6日下午，乘专列从杭州去上海。 同日晚上，在上海会见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 柯庆施、曹荻秋、魏文伯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友好的国家。 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是友好的关系，没有敌对的关系，在历史上也是如此，在历史上没有打过仗，并且现在很需要合作。我们有共同的基础，所以很容易谈得来。我同苏加诺谈过，外国财产最后是要归你们所有的，但要一步一步来。 假如经济基础长期在外国人手里， 经济就不稳定。还要发展经济。国家和私人都应该发展，国家办工厂，私人也可以办工厂，这样就能更快地发展国民经济。 7月 7日致电中共中央并转罗瑞卿、王任重：“我拟七月二十四日到重庆，二十五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游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如不可能， 则于船出峡口时下水到宜昌，或径到沙市。然后乘船到武汉。此

7月 8日上午十一时，在柯庆施、陈丕显等陪同下视察上海机床厂。中午十二时至下午二时五分，乘船游黄浦江。在船上 〔1〕金焰，当时任上海演员剧团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黄宗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演员。陈鲤庭，当时任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厂长。章靳以，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教授。罗稷南，翻译家。 当时任华东作家协会理事。丁善德，音乐家。当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陈大燮，当时任交通大学教务长。武和轩，当时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钱宝钧，当时任华东纺织工业学院副院长。傅于琢，当时任上海市房地#管理局副局长。丁忱，当时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 徐子威， 当时任上海第二师范学院化学系副主任、 教授。 蒋学模， 经济学家。当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刘念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上海市火柴塑料工业公司经理。吴中一，当时任申新第九棉纺织厂厂长。李国豪，桥梁结构专家。当时任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元美，作家。黄晨，电影演员。苏德隆，流行病学专家。当时任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第一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陈铭珊，当时任上海信谊药厂厂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秘书长。叶宝珊，当时任上海黄浦区副区长、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黄浦区委主任委员。聂传贤，当时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第二主任。束世澂，历史学家。当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史慕康，当时任上海市普陀区副区长、上联电工器材厂经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 〔2〕马天水，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7月 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增加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通知说： （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人， 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四千人，而是大约有八千人。这些都是在不同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现在的问题是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占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三左右，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骨干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 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 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著名右派分子在内。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大得人心的人。（二）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 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 同日下午，乘专列从上海到达南京。 7月 10日晚上，在南京中山陵路七号楼召开华东六省一市党委书记会议，柯庆施、江渭清、刘顺元、惠浴宇〔1〕、舒同、 〔1〕惠浴宇，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省长。 190 1957年7月叶飞、江华、曾希圣、杨尚奎、唐亮〔1〕等出席。十一日下午， 会议继续举行。 7月 1 2日上午，乘专机从南京到达青岛，住迎宾馆。 7月 1 4日下午，同刘少奇通电话。 7月 1 5日下午，同刘澜涛、舒同谈话。 7月 1 7日一 2 1日在青岛主持召开省市党委书记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 陈伯达、谭震林、胡乔木、李维汉、徐冰、田家英、李井泉、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陶铸、周惠〔2〕、王任重、张平化〔3〕、 马国瑞、潘复生、舒同。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谈了以下问题： （一）农村中的阶级路线问题；（二）反右派问题；（三）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整风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 提高自己阶段。 7月 1 9日写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草稿。并在草稿的基础上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一次修改稿， 注明 “内部文件，不得遗失”，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印发。 7月 20日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二次修改稿。随后又形成第三次修改稿，注明：“内部文件，不得遗失， 待政治局批准之后，由中央发至地委一级。” 7月 2 3日下午，同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谈话。 同日下午，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1〕杨尚奎，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唐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政治委员。 〔2〕周惠，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57年 8月代理第一书记） 〔3〕张平化，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7月 2 4日下午，在青岛海滨第二浴场召集陈云、李先念、 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陈伯达、田家英开会，谈整风及农村情况。 7月 2 5日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四次修改稿，注明：“ 内部文件，不得遗失，待政治局批准之后，由中央发至县委及其他相当于县委的一级。” 7月 26日一 30日在青岛继续主持召开省市党委书记会议， 讨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修改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等。出席会议的有：陈云、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1〕、 陈伯达、陈正人、田家英、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欧阳钦、黄欧东、吴德、乌兰夫、舒同。 7月 26日、27日在青岛省市党委书记会议期间，先后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次修改稿，并注明：“这个文件，是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同各省市书记谈话的一些要点。” 7月 2 7日审阅修改邓小平七月二十一日报送的《中央统战部关于帮助各民主党派整风的意见》稿，批示：“即送邓小平同志办。” 7月 29日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九次修改稿。 7月 30日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十次修改稿，批示：“小平同志：此是最后定稿，请你提交政治局批准。 如有修改，请告知。如无修改，即可发出。”八月一日晚上，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一九五七年夏季 〔1〕张鼎丞，当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 192 1957年7月的形势》。同日，中共中央将这篇文章印发县一级党组织和干部阅读。《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 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 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 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 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 “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 “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 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 “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 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这一次

7月3 1日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八届三中全会的通知。通知说：“决定于今年九月下半月召开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八届第三次全体会议。请各省委、中央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上开省属市委〔1〕选派代表一人参加，最好是第一书记。省级第一书记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者，不再选派代表。议程主要为: （一）整风问题；（二）农村问题。特此通知，请各有资格到会的同志们在会前对此两项问题加以研究为盼。”同时批示：“ 刘、 邓:此件请提政治局通过，发出。省属市委提名是否恰当，请酌。” 这个通知经八月一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发出。

8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进一步深人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指示说：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 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 “深人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 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 〔1〕指通知上款中所列的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鞍山、旅大、济南、 青岛、南京、杭州、广州、长沙、重庆、成都、兰州、西安、太原各省属市的市委。

8月 2日晚上，在青岛市政协礼堂会见由民族院副院长德钦登貌率领的缅甸国会访华代表团 ，周恩来等在座。毛泽东说: 你们的国家是多民族的，我们也是多民族的。你们的粮食比我们 〔1〕范仲淹的《苏幕遮》原词为：“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渔家傲》原词为：“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2〕李讷，毛泽东的女儿。 196 1957年8月种得好些，我们有些地方产量很低，我们想把粮食增产。许多地方缺水，我们的化肥也不多，要搞些化肥才好。我们国家刚建立不久，事情办得不多，钱又少，人口又多，要吃又要穿，这是个大事情。我们提倡节育。你们应该增加些人口。缅甸的天然资源很丰富，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家。应该多培养些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才。中国的工业建设刚开始，还没有基础。这需要时间， 不是一点时间，需要相当的时间。现在有了各民族团结的基础， 这是建设的有利条件。我们的问题是人多，吃掉穿掉的太多，剩下的就不多了。劳动力多了，拖拉机就不用了，只要用两只手， 用牛拉。牛是好东西。什么时候能离开它，用机器加以现代化？ 8月 4日致信林克：“请找列宁《做什么？》〔1〕、《四月提纲》（一九一七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蔗，渐人佳境，就好了。” 同日复信刘松林：“信收到。回来了，很高兴。转学事是好的，自己作主，向组织申请，得允即可。如不得允，仍去苏联， 改学文科，时间长一点也不要紧。不论怎样，都要自己作主，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注意为盼。” 8月 6日下午，同舒同谈话。 8月 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8月 9日晚上 ，同萧劲光〔 2 〕、刘亚楼、徐深吉〔3〕谈话。 〔1)《做什么？》，今译《怎么办？》。 〔2)萧劲光，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3〕徐深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

8月 11日上午，乘专机从青岛回到北京。 8月 18日晨，乘专列从北京到达北戴河，住一号楼。 同日复信达赖喇嘛：“你托阿沛 • 阿旺晋美〔1〕带给我的信收到了。我很高兴。阿沛我也见到了，并且由周总理和他谈了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你领导下工作是做得好的，有成绩的。去年对实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机构也太大了，这是缺点。现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不改革，并且把过大的机构作了精简，这就改正了缺点。工作中发生缺点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缺点，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正确分析，积极改正，记取经验，继续前进。 我们改掉了缺点以后，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一些。 你在访问印度期间，拒绝了那些逃亡国外的反动分子出的坏主意， 是做得很对的。他们大概还要找机会进行反动活动，要教育僧俗官员对他们保持警惕。西藏地方政府和堪厅间的关系问题，希望都能从团结愿望出发，双方好好协商加以解决。” “很惦念你， 希望你多注意健康，并多来信。” 8月 19日上午，同彭真谈北京市的情况。 同日阅陈其通、陈亚丁的《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一文〔2〕清样稿，批示：“退人民日报吴冷西同志。看过， 〔1〕阿沛• 阿旺晋美，当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秘书长、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2〕这篇文章对陈其通等 4 人 1957年 1月 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作了自我批评。 198 1957年8月可用。”二十一日，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8月 2 0日下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李维汉、胡乔木开会。 8月 22日下午，在北戴河浴场同陈伯达、田家英谈《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问题。 8月 23日晚上，同陈正人谈话。 8月 24日下午，同李富春、蔡畅谈话。 8月下旬审阅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稿，主要加写以下一些内容：“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 左派在增多，有的达到百分之十，这是可喜现象。但中间派仍占大多数，……他们是动摇的，可以进步的，大概再有五年，他们将大进一步。” “ 这一段时间〔1〕只有一年多， 许多人从旧立场到新立场，转不过弯子来。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可以促使多数人转过这个弯子，并大进一步。” 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文件。 8月 2 8日乘专列由北戴河回到北京。途中，先后同中共唐山市委、天津市委负责人谈话。 8月 29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 王稼祥、杨尚昆出席。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胡志明〔2〕，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在座。会见后，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彭真谈话约一小时。 〔1〕指从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至鸣放前这段时间。 〔2〕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8月 3 0日致电马来亚联合邦最高元首拉赫曼，祝贺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

9月 2日下午，同罗瑞卿谈话。后同吴冷西谈话。 9月 3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稿，批示：“ 此件可用。略有修改。”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彭真、彭德怀、陆定一、康生开会。 会后，乘专列离开北京，下午六时半到达保定。 同日晚上，在停靠保定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及保定地委、满城县委的负责人马国瑞、阎达开、张承先、谷云亭、李悦农、王涛〔1〕谈话。 9月 4日晨，乘专列从保定到达邯郸。中午，在停靠邯郸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马国瑞、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康修民〔2〕、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梁双璧、邢台地委书记李吉平、邯郸地委第一书记庞均谈农业生产、地方工业和反右派等情况。座谈中，毛泽东说：大字报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阶级性是看它的内容。“大鸣大放” 是右派创造的，我讲的是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们把科学艺术上的口号变成政治口号，叫做 “大鸣大放”，来向共产党争 “自由”。现在这一口号被我们抓住了。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群众路线。我们国家的基础，就在工人、贫农、下中农身上。第一书记要自己下去钻一钻。 真正的知识不在机关里，而在下边，在工厂、农村、学校里。没 〔1〕谷云亭，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李悦农，当时任中共河北保定地委第一书记。王涛，当时任中共河北满城县委书记。 〔2〕康修民，1958年 5月任中共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 200 1957年9月有原料制造不出政策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这篇文章，开始我脑子里只有点影子，要是不到下边来了解情况，就产生不出来。县、地、省委和中央就是要找这些生动的东西。第一书记要抓一个工厂、一个农业社、一个商店、一个学校。第一书记下去， 就可以带起别人来，使大家都下去找知识。全国人民，都要把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结合起来，把爱国、爱社、爱家结合起来。过去的口号提得不全面，今后要把三个 “勤俭”、三个 “ 爱”结合起来。订个计划，搞十五年，就富裕起来了。现在少吃一点， 少穿一点， 积累起来。 全国好了，就保障住国和家了。 社队的规模要稳定十年。 同日晚上，到达郑州。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潘复生、史向生、杨珏〔1〕谈农业生产和反右派等情况。 9月 5日上午，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及部分地委的负责人谈话，吴芝圃、潘复生、省委秘书长王庭栋和新乡、许昌、 安阳、洛阳、开封的地委书记耿起昌、赵天锡、陈东升、王慧智、 张申参加。下午，继续开会。 同日下午，乘专机从郑州到达武昌，立即到长江游泳。 9月 6日下午一时半，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王任重、张平化、张体学、王延春、 许道琦、赵辛初、王良、梅白〔2〕参加。汇报中讲到，红安、 浠水、麻城、黄陂、孝感等县，今年全县粮食亩产可以达到八百斤以上，其中孝感可达到一千斤。毛泽东说：凡是条件和这几个 〔1〕史向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副省长。杨珏，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2〕王延春、许道琦、赵辛初，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辛初 1958年 12月又任湖北省副省长。王良、梅白，当时分别任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副秘书长。

9月 7日下午一时，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湖北省部分地委书记座谈，王任重、梅白、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襄阳地委第一书记赵修、荆州地委书记孟筱澎、孝感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参加。 在听说黄冈地区农村工作的各级负责干部几乎都有试验田，把党的领导、技术改革、合作社经营管理三者结合起来时，毛泽东说： 这个办法很好，别的地方也可以这祥办。要争取三年到五年大部分合作社的生产水平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要提倡节约，省吃俭用。这个要从三个方面说通，一是为国才能保家，一是合作社要有个底子不能搞光了，一是社员分到手的东西要注意节俭。毛泽东说：摆事实讲道理，这个方法很重要。这个方法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的问题。如果方法不对头，人心不服，如何巩固呢？有些地方强迫命令比较严重，这是军阀带兵的方法。过去军阀说，不打不骂不枪毙逃兵，军队就带不走。 我们不打不骂也不枪毙逃兵，军队带走了，巩固了。有些人只知用武办法去带兵，不知用文办法去带兵，文办法就是摆事实、 讲道理。我们要学会摆事实、 讲道理， 不要你打我通， 你说我服， 要互相打通， 互相说服。 汇报中，有人问：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对痛改前非的人怎么处 〔1〕刘介梅，当时任湖北省黄冈县马曹庙乡农业技术指导站站长。1957年 12月6日起，在北京举办了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

9月 8日下午，在长沙蓉园召开座谈会。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周惠、胡继宗、李瑞山〔1〕，常德地委书记孙云英、湘潭地委书记王治国、长沙市委书记曹痴参加。会后，去湘江游泳。九日下午，座谈会继续进行。 同日晚上，在长沙蓉园会见唐生智 〔2〕 。 9月 9日下午，乘专机从长沙到达南昌。晚上，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3〕 、白栋材，抚州地委书记王敬民、吉安地委书记朱继先、南昌市委书记郭光洲座谈。 十日中午，座谈会继续进行，参加座谈的人增加上饶地委书记黄 〔1〕胡继宗，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57年 12月又任湖南省副省长。李瑞山，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 〔2〕唐生智，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3) 方志纯，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副省长。 204 1957年9月永辉、九江地委书记吴平、南昌地委书记张国震。座谈后，到江西省政府看大字报。 9月 1 0日下午，乘专机从南昌到达杭州，住刘庄。随即去钱塘江游泳。 9月 11日上午，从杭州乘车到海宁县七里庙，观赏钱塘江大潮。下午，在返回的路上，又游钱塘江。后，作《七绝•观潮》 ：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同日陈云受毛泽东委托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作关于水利建设等问题的报告，并传达毛泽东的建议精神。陈云说： 毛主席希望在这个会议上讨论一下，今年冬天、秋季搞一个大的水利运动，像一九五五年那样的运动。主要靠群众来搞小型的。 搞这样一个大的运动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每个省都确定任务？这个运动不是公家出多少钱，而是依靠群众，大家来搞，搞小型的。 9月 12日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加写一段话：“拥护社会主义的，不但有无产阶级，而且有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其人数达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反对的，或者暂时不赞成的，或者勉强赞成而实际不赞成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 并批示：“ 退胡乔木同志。此件可用。” 十五日，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 9月 15日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批示：“退胡乔木同志。此件可用。请送刘、邓、伯达、定一再加斟酌。”毛泽东对社论稿加写一段话：“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

9月 21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黄欧东、欧阳钦、吴德、林铁、陶鲁笳、舒同谈话。 9月 22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张德生、张仲良、李井泉、谢富治、陶铸、柯庆施、曾希圣、刘建勋、叶飞谈话。毛泽东说：（一）反右派今后会不会纠偏、 翻案？审批时要注意。 这次都登了报，许多话都是他们自己说的， 都不是孤立的几句话。北京也有人说过不好的话，没有划成右派。 反右派斗争不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不成，他们会搅乱人心。要教育中间派和左派。这次斗争，他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锻炼。大鸣大放、大字报，都是学来的，有的是群众创造的，有的是右派创造的。名词和形式没有阶级性，左、中、右都可以利用。（二）究竟有多少人反对社会主义？要调查几个合作社、工厂、基层单位， 加以研究。河南说，一类社没有人反对合作化，可见，有些东西是工作问题、教育问题。大鸣大放是最好的教育方式。（三）党员中反对社会主义的有多少？要当作一个问题好好研究一下。大概也是百分之二到三。过去教育不够，今后要加强教育。教育好就会起变化，比例就少了。（四）放与改要同时并进。人家帮助整风，不改就不得人心，人家不佩服。当然，改要抓住重点。（五） 鸣放的方式，各地可以不同，不一定千篇一律。 整风有两个方面， 一是解决作风问题，二是解决思想问题。有右倾思想的要改正， 没有右倾思想的要提高。（六）南北干部的团结问题。中国有几 210 1957年9月次北伐，只有一次南伐，带了成套的干部南下。南下的北方干部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培养本地干部，把他们带在身边做工作。地县两级要有南方人参加，否则不好做工作。（七）在延安打仗时很艰苦，许多人挤在一个窑洞里，只有两个炕，也不闹病。现在住了那么多房子还闹病。 （八）化学肥料、机械，各省都要自己搞。 农业生产主要靠水利、肥料、深耕细作。这次会议对农业四十条要搜集些意见，搞一个修改稿。（九）关于大会发言。我最喜欢听典型，各地委要多讲典型，如石家庄讲合作社生产如何赶上富裕中农。 同日晚上，会见周世钊。 9月 23日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听取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即将离京的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一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座。 9月 24日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听取陈云作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和夫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张闻天在座。毛泽东回答了哈达的提问。哈达问：你们将来怎样解决人多土地少的问题？ 毛泽东说：办法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增产的办法是改良土壤和种子，增加肥料，兴修水利，深耕细作等。现在还有一种新办法， 即密植法。这都需要进行很大量的组织工作。我们没有化学肥料， 现在才开始建立化学肥料工业。哈达问：中国是否有可能在西部开垦？是否能向西部移民？毛泽东说：西部还可以开垦，但可耕地很少，要开垦投资很大。我们西部地方大，但不容易长粮食。 在中国，百分之六十的土地只住了百分之六的人口，百分之四十的土地却住了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口。我们的方针，首先是增产，

9月 25日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 同日阅九月二十二日上海《新民报》晚刊登载的题为《摆事实，讲道理，比过去，看现在——工商界舌战右派高方〔1〕》 的报道，批示：“ 乔木、冷西同志：批评高方，写得很好，请转载在《人民日报》上。以后请鼓励这样有充分说服力的批评。现在的批评中，有很大一部分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提倡浮夸，很不切实。右派浮夸，左派不应当浮夸。”二十九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报道。 9月 26日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听取 〔1〕高方，当时任上海统益纱厂总管理处副总经理。 212 1957年9月周恩来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 同日晚上，同陈伯达谈《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一些问题。 9月 27日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总理卡达尔率领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贺龙、 张闻天等在座。 9月 28日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春耦斋看意大利电影《警察与小偷》。 9月 29日晚七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主席斯坦鲍利奇率领的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代表团，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像我们这样的国家，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吃饭和穿衣是大问题。 人多，吃得多，穿得多，生活水平不高。在这方面有进步，需要时间。革命成功是一个好条件，但还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技术革命。我们还是农业国，工业化要很长时间，要半个世纪。要吃饭，要穿衣，工业缺乏积累，不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迅速发展工业。建钢铁厂，我们的同志很喜欢大的，现在已经转过来了。 大的要一些，小的也得要。总起来说，应作长期打算。要有几十年的努力才能作出这些成绩来。当然，更需要和平环境，打仗就不好办事。我们需要有朋友。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要团结，而且要团结世界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国家。 同日晚九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主席费林格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市长斯沃波达率领的布拉格市中央人民委员会代表团，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的政治革命、 经济基础的革命已经花了几十年，技术革命恐怕也得几十年，才能达到你们的水平。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是：首先是和社会主义

9月 30日致信邓小平：“办公厅印发的《全会各小组活动情况》，只发给‘ 各组长’，使多数人不知道别组的意见。似宜发给到会的一切同志。第一星期的，应重印补发。如你认为可行，请即办。” 同日晚八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阿里斯托夫〔2〕 率领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彭真等在座。阿里斯托夫说，准备盛大欢迎毛泽东访问苏联。毛泽东说：就是不想让你们这般欢迎。我本想在辞去共和国主席职务之后再出国访问。党中央主席、 共和国主席有些繁重，身体吃不消。我不能承受这种欢迎，希望迎接搞小一点。又说：我们的政策不同于苏联当年对资产阶级采取的政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反帝、反封建、 反官僚资产阶级的一面，在经济上、文化上我们现在也离不开他们。经济上同他们进行合作， 文化上离开他们我们就没有这些人。 这一次，我们提出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有了右派，就不得不使我们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斗争的中心。党确实有错误有缺点。没有群众参加，是不能克服错误和缺点的。不能简单化、 公式化，采取教条主义方式去克服缺点。你们能否帮忙使中国少生人口？不打仗，又讲卫生，人口不断增多起来。这件事人不能控制它，是无政府主义。 〔1〕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2〕阿里斯托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法案委员会委员。 214 1957年9月要搞一个计划生育。 同日晚十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率领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座。 毛泽东说：事情都有好的一面、成功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失败的一面。所以我们需要分析。一万年以后也还是这个样子。我们中国有很多落后的东西、黑暗的东西，有很多错误，但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这一年当中我们变化很大，这主要是讲在政治方面。最近我们在整风，以克服党的错误和缺点，让人们批评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同时在反右派。我们过去会打仗，搞阶级斗争， 但不会搞工业、搞农业，不会当大学教授，不会当工程师，所以我们要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有十年、十五年，我们就可以造就出大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同时还要把大多数旧知识分子化为新知识分子。脑子也是一种物质，但是它转变起来比钢铁还要难，思想改造是更困难的。经过这次辩论，方向比较清楚了。

9月 1 6日复信陈云〔2〕：“八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你父亲入党时间及其工作情况，我都不清楚，因为那个时期我不在湖南。 你们努力工作，帮助你母亲〔3〕治病，甚慰。请代问你母亲安好。” 9月 17日下午，乘专列从杭州到达上海。 同日晚七时，在上海住处同新民报社社长赵超构、出版界人士舒新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束世澂谈话。毛泽东对赵超构说： 你的检查，我看很够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始总怕运用这个武器，一旦用上了，就会感到有滋味的。我常看《新民报》。前一个时期在北京时，曾对你们放了一把火。你们回来检查工作，改正错误，这很好。现在看来，你们报上的东西，不是政治少，而是太多了。《新民报》在国内是一张有自己风格特点的报纸，应该继 〔1〕 这篇摘要摘自 《哲学研究》1957年第 4 期发表的《反对哲学思想中的修正主义》一文。 〔2〕陈云，陈昌的儿子。当时任湖南省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师。陈昌，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 1930年2月牺牲。 〔3〕指陈昌的妻子毛秉琴，早年同毛泽东熟识。 206 1957年9月续维持自己的特点。毛泽东对舒新城说：《辞海》要重加增订〔1〕， 要你挂帅搞起来。要人要钱，找柯庆施商量。没有人，可以把能做这个工作的右派分子集中起来。谈话后，共进晚餐。柯庆施、 陈丕显、许建国〔2〕参加。 同日晚九时，在上海住处同中共黄浦区委书记陆文才、上海动力学校校长仇启琴、上海锅炉厂党委书记刘东海和厂长王伟光座谈，了解机关、学校、工厂的鸣放等情况。 9月 1 8日上午，前往上海国棉一厂看大字报，柯庆施、马天水、许建国陪同。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一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黄炎培等在座。毛泽东说：在机械化这一点上，我们两国也有相同之处，太多机械化就会造成失业，不机械化却又不行，这里有些矛盾。原来有人担心我们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会过剩，但是事实证明劳动力不够。农村中有些劳动是可以机械化的，例如搬运、抽水，甚至收割、插秧。我们也想要机械化，机械化要逐步来搞，十年二十年逐步机械化。我知道罗素，听过他的讲学。罗素曾经到过我的家乡长沙。他很喜欢中国的手工业。但是他怕中国的手工业像英国的一样，维持不久。其实，手工业是一种过渡性的生产方式，迟早是要让位给机械化工业的。手工业还会维持很久，但是最后恐怕也只是保留一些工艺品制造，像象牙雕刻这样的美术品要用手工。我们手工业工人现在有六百万，如果包括家属在内约有二千万左右。这就说明我们的国家还靠手工业，说 〔1〕新版《辞海》的编辑工作启动后，1965年出版《辞海》（未定稿），重新修订后于 1979年正式出版。 〔2〕许建国，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政法工作部部长、上海市副市长。

9月 1 9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次全会〔1〕讨论的问题，整风是一个纲。其他问题，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机关，不仅是作风问题，而且是制度问题，要花几天工夫讨论。接着，他讲了几个问题。 （一）整风决心和整风方式。小鸣小放、中鸣中放， 还是大鸣大放？小鸣小放天下大乱，中鸣中放天下中乱，真鸣真放天下不乱。鸣放要有决心，很多人怕放。各种经验证明，不应该怕。（二）两类矛盾。矛盾历来是提两个，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 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斗争中把他们划出去一部分（右派）为敌我矛盾。过一时期，要拿回来一部分（经过分化），现在是右派，过几年又摘掉右派的帽子。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 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 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八大讲当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 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有两种：一为敌我，一为思想。（三）第二个五年计划赶上富裕中农的问题。过去只提要赶上中农，现在看大多数合作社要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富裕中农在农村中各方面是先生，要向他们学习，他们勤劳、节约、有计划。 〔1〕指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 208 1957年9月要想赶上他们只有勤和俭。但在政治上，富裕中农要向贫农学习。 （四）农业机械化问题。很多地方要抽水机、拖拉机、运输和加工的机器。中央与省这几年没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要彻底研究一下。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水利、肥料我谈了很多，大家注意了，但机械问题都未注意，只靠两只手。 （五）粮食问题。大有可为。真正缺粮的不太多。我调查了一个村，四百多户中有三百多户叫缺粮，这次大鸣大放，真缺的只有六户。过去我们没有底，现在有了底了。（六）积累问题。现在要提留积累，国家、合作社、个人都要有积累。去年讲积累不要多， 要多分。今年要转变一下。当然留得太多也不行。（七）宣传。几年来偏重于工业的宣传，这在当时也对。好处是把工业搞起来了。 现在要宣传农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基础。许多轻工业大部甚至全部都要依靠农业。宣传工业的偏向使我们很被动，许多人只愿进城，不愿意下乡找工作。在一个时期要把农村宣传得高一点，要偏一下才能平衡。两只手，一只抓工业，一只抓农业，现在要好好搞农业，要有近代工业和近代农业。 9月 20日一 10月 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地委第一书记、 直辖市的区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作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会议基本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 、 《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 （草案）》等文件。 9月 20日晨，审阅修改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稿后， 批示：“ 即送小平同志：此件很好。有若干小的修改，请酌定。此

10月 1日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周年庆祝大会，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上，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外宾，观看焰火和广场的群众联欢。 10月 2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斯多夫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彭德怀、李达、 萧向荣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革命都没有完成。经济上要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我国已过了八年，往后至少还得十至十五年，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现在百分之九十的人拥护社会主义，百分之十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其中坚决反对社

10月3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国防部部长斯彼哈尔斯基率领的波兰军事代表团，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在座。 毛泽东说：斯大林在后期犯了一些错误，那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应把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与整体的、长远的现象区别开。错误和缺点，当然会引起不愉快。不愉快的事我们也遇到过。但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打垮法西斯、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等是主要的，从这方面看，就可以想得通了。尽管苏联有缺点，它是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和平的主要力量。我们也有机械搬用苏联经 〔1〕《六朝文絜》，是清代许裢选编的一本骈体文集。该书选录晋至隋的骈文 72 篇， 大多是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颇有抒情写景的名篇。 216 1957年 10月验的问题并曾受到损失。我们不把此事归罪于第三国际和斯大林， 我们把此事看作应由自己负的责任。第三国际后期的那种生硬作风是错误的，但谁叫你中国人听呢？我劝波兰同志也自己负起责任来。我们在一九四二年进行整风批评了教条主义以后，一方面反对硬搬，另一方面强调学习。近十五年来我们得了很大好处。 在此期间硬搬的情况也还有，但只是局部的，已没有大危险了。 苏联的经验有两种，正确的和错误的， 正确的是主要的、 大量的， 错误的是局部的、暂时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错误经验，也可以教育我们。那些错误已经犯过了，只仇恨是不行的，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客观地对待错误，取得经验。波兰同志们可能气还未完全消，我劝同志们让过去的问题慢慢过去，气慢慢消下来，把错误当成教训，自己担起担子来。要解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时间。资产阶级是我国文化最高的阶级，他们在社会上还造成了一种习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很深。 但是，我们不能不要他们，否则就没有教授、工程师、科学家、 艺术家，所以对他们是改造的问题。我们认为，大部分知识分子、 富裕中农、地主、资本家是可以改造的。我们相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这是不可动摇的，但可能性和现实性这是两个问题。我们需要争取和平时间，如果二十年内无战争，事情就好办了。中国是在一片落后的基地上开辟了道路，落后的尚未扫清，基本道路已开辟了。我们的经济计划搞得是否对，还要十年到十五年后才能断定。 10月 4日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会后，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谈话。 10月 6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讨论派代表团访问苏联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 彭德怀、王稼祥、杨尚昆出席。

10月 7日下午一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毛泽东讲话。他说：我们有两次革命。 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集中打倒国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采取保护的方针，财产不动，只是在党内反资本主义思想。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一九五三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现在四年半，基本上改变了私有制。反映到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有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 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过渡时期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阶级斗争，十年、 十五年以后还会有。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现在按青岛会议的文件去讲，但不要登报，不要广播。我们确有三大主义〔1〕，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账上。实际上不完全都是这个矛盾，还有领导与被领导、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老工人与新工人、群众与官僚主义的矛盾。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同我们的矛盾仍作为人民内 〔1〕指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218 1957年 10月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同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之间，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 。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总起来讲，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八大反映那时的情况，现在反映现在的情况。 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 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现在我们经过价值法则来管理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如三个主义。为什么说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适合？如搞水利， 不搞不能增产，但没有合作社， 搞水利是搞不起来的。如搞工业，那么多项重点建设，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不行。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只发展了几十万吨钢，证明我们的社会制度是优越的。所以说，我们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等。同时它也反映了一个要求， 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 我们是很落后），那句话并非专门从矛盾这个范畴来讲的。既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要研究矛盾，七届二中全会决议〔1〕 、少奇同志在八大 〔1〕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关于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的一段话。

10月9日上午八时，阅山东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争 〔1〕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刘少奇八大政治报告中的两段话：(一）“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作，这一工作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起了伟大的作用。但是大家知道，改造旧的思想意识比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更困难些，更需要时间。我们必须继续加强思想战线上的工作。在我们对于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对于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谨慎地加以继承。”（二）“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 近年来正在经历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刻变化。我们的任务是要继续和改进同他们的合作关系，使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发挥能力和专长，并且进行进一步的自我改造。同过去一样，这种合作仍然是有团结又有斗争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进行这种斗争的主要方法是说服教育的方法，只是对于那些对社会主义采取敌对态度并且违抗国家法律的个别的人，才必须分别情况采取必要的强制改造方法。” 〔2〕 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中共八大对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中国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一段话。 (3) 指《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毛泽东为《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写的按语。见本书第 2卷第 492至 493 页。 220 1957年 10月取丰收的报告〔1〕后，批示：“此件值得一阅。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请同志们在今冬明春每县选一个好例寄给我，准备编一本书。请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底以前直接寄我。 要是经过考察无虚假内容的一个合作社的生动叙述。如蒙做到， 十分感谢。此外，省、地、县三级的农业计划纲要，也请你们同时寄给我。尚未做好的，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寄给我。”又批示：“ 此两件〔2〕立即付印。本日下午三时三中全会开会时发给每人一份。请尚昆办。” 同日阅中共浙江省委五月四日关于从发展农业生产看社会主义建设的协作问题的报告〔3〕，写批语：“ 农、工、商、学四业必须协作，值得一阅。此件是我在华东五省一市〔4〕一九五七年四月杭州会议上在听了浙江省委的口头报告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因此请他们写成书面给我。他们就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写成寄来了。”同日，中央办公厅将浙江省委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印发八届三中全会。 〔1〕这个报告是中共莒南县委工作组 1957年4月2 9日写的，同年 10月 13日在《人民日报》 发表， 题为 《英雄社战胜穷山恶水——记大山农业社建设山区的丰功伟绩》 。 〔2〕指中共莒南县委工作组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 〔3〕 中共浙江省委的报告说， 上海局四月会议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 我们曾经提出“从农业生产看社会主义建设的协作问题”，现在遵照主席指示，写成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必须解决工业和农业、财政贸易和农业、文化教育和农业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的关系。报告强调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拥有国家范围的协作规模，如能使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方面的科学成果， 集中应用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上来，农业的发展速度可以期望出现更高的增长。 〔4〕参加 1957年 4月杭州会议的是华东的 4 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 1 市（上海）的负责人。

10月10日晚八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应邀出席尤金大使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举办的音乐会，欣赏著名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演奏的世界名曲。 同日晚十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派代表团访问苏联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李先念、张闻天、陈伯达、 王稼祥、杨尚昆出席。 同日审阅修改《在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庆祝会上的祝词（草案）》，批示：“请尚昆于今日抄送刘、周、朱、陈、 邓、彭、彭〔1〕、乔木审阅，提出意见，准备明（十一）日谈一下。” 10月11日阅十月六日《光明日报》哲学周刊刊登的且大 〔1〕彭、彭，指彭真、彭德怀。

10月 12日审阅修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批示：“即送刘、周、朱、陈、邓、 彭真、陈伯达同志看一遍， 印若干份发给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各人， 并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一次，争取于十月二十日在报上公布。政治局是否还要讨论一次，请刘、邓决定。有所修改，是否妥当。阅后退田家英办。”毛泽东的主要修改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 （一）“这个纲领草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间提出的，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起了积极的 〔1〕 这篇文章就辩证逻辑的对象问题谈了意见： 一、辩证逻辑必须是一门独立的科学， 把辩证唯物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即唯物辩证法）看作辩证逻辑，都是不正确的，都是把关于思维的一般学说和辩证逻辑关于正确思维的规律与形式的学说等同起来，实质上否认辩证逻辑这门科学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否认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二、 辩证逻辑不是与辩证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并列的哲学科学。二者的区别在于：（一）科学对象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是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一般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规律的科学；辩证逻辑是研究思维领域中特殊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规律的科学。（二）认识范围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适用于人类认识的全部领域，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历程；而辩证逻辑仅适用于理性认识的范围。（三）阶级性上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有阶级性的；辩证逻辑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它是探讨思维领域的具体科学之一，因而是没有阶级性的。三、辩证逻辑是而且也只能是关于正确思维的规律和形式的具体科学。四、辩证逻辑不仅研究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关系，还应研究思维规律，还要探讨一些逻辑方法。 226 1957年 10月作用。现在根据两年来一些事实的变化和工作的经验，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提交农民和全体人民展开讨论，再作修改， 准备提交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然后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作为正式文件公布。 估计到今后十年，一定会有许多新的情况出现，还会要作某些修正的。 ”〔1〕（二）“加强对现在还存在的少数个体农民的教育和领导，争取他们自愿地陆续加入合作社。不愿入社者，听其自便。” （三）“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有步骤地积极地实行农业机械化。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机械制造部门和农业部门应当经过广泛的试验研究工作，拟出一个适合我国条件的农业机械化方案，为推广农业机械化做好准备，随即制造适合各地的机械，供应农民；随时改良，积极推广。” （四）“注意介绍农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增加积蓄和积累的模范事例。 不作长远打算、 不注意家庭积累、随时吃光用光的思想，是错误的。”（五） “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 （六）“除疾病的根本精神，跟除四害是一样的。”（七）“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 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十月二十六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在《人民日报》发表。 10月 13日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通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讨论整风问题的情况和全 〔1〕《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957年 10月 25日）发表时，这段话作为修正草案的题下说明。

10月17日致电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指出：“当美帝国主义正在驱使土耳其向叙利亚进行挑衅，阴谋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 我谨重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叙利亚人民保卫独立、保卫和平的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 10月17日、18日、20日同陈伯达、田家英、浦寿昌〔1〕 谈访苏期间讲话稿的修改问题。 10月22日下午，在杭州刘庄召集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浦寿昌开会。 10月 23日晨三时，阅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十月九日致 〔1〕浦寿昌，坐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兼英语翻译。

10月 24日下午，同江华谈话。 10月 25日下午二时，乘专机从杭州回到北京。 同日下午五时四十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阿富汗首相达乌德一行，并设晚宴款待，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贺龙、陈毅、 张闻天等参加。 10月 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组织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示》，批示：“即送刘、周、朱、陈、邓、彭真、陈伯达、田家英阅，尚昆办。”指示如下：“修正的农业纲要四十条今天已经发表，你们应当注意：（一）在全民中展开一次讨论，即在农村、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和街道居民中展开一次大辩论，目的在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二） 农村讨论应在冬季，以便掀起一个生产高潮，争取一九五八年丰收。讨论时间大约有七个至十个晚上就够了，每一个晚上讨论几条，征求意见。讨论时应以一人逐条宣读，宣读一条，讨论一条。 （三）工厂、街道、机关、学校、部队讨论办法大体仿照农村。 〔1〕高士在信中提出的问题是：（一）人民包括我们影响下的群众，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假使通过我们的支持，你们当了权，当我们发现你们不按照你们的诺言来做事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和平地把你们从政权上换掉，而建立另一个政府？是否允许反对党派活动？（二）如何理解 “文艺工作应当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是否意味着作家不能写批评共产党某些政策的书籍？高士特别说明，他的这些问题 “是作为实际问题提出”，并希望在莫斯科见面时能当面讨论这些问题。 〔2〕指 1957年9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 230 1957年 10月 （四）地方性的问题，应在各级地方规划列入，不可能都列入全国纲要，此点应在讨论结束时加以说明。（五）群众所提修改意见， 由省、直属市、自治区党委加以分析，汇报中央。（六）此项辩论与整风的鸣放辩论相辅而行，但时间应分开，应以一段时间专门讨论纲要。（七）群众最有兴趣的问题多作讨论，兴趣不大的问题讨论的时间应当少些。（八）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应注意组织他们加以讨论。”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彭德怀、李先念、陆定一、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出席。 同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派出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典礼。中国代表团的组成如下：团长毛泽东，团员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 陈伯达、 沈雁冰、 王稼祥、 杨尚昆、 胡乔木、 刘晓、赛福〔1〕鼎。 ” 10月 28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纪念活动等有关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先念、 陆定一、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出席。 10月 29日晚八时，在天桥剧场观看苏联新西伯利亚歌舞剧院芭蕾舞团演出的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 〔1〕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兼自治区区委党校校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省军区副令员。

10月 30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出席。 10月 31日下午，同周扬谈话。 〔1〕指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草案。

10月下旬阅王桂芹[1]写的《暑假归乡散记》 （十四篇日记），写了三条批语：“此文可在报刊上发表。”“每年暑假回乡一次，极为有益。此文写得很好。住半个月不够，最好住一个月。 ”“李讷细看两遍，退李敏。李敏也要看两遍。”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日，《中国青年》第四期发表毛泽东的第一条批语及王桂芹的日记（题为《假期回乡日记》）。

11月 2日晨七时二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开会。 同日上午九时，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乘专机离开北京， 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典礼。 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到机场送行。途中在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作短暂停留，受到苏共中央代表和当地党政负责人的迎接。 同日莫斯科时间下午三时二十分〔2〕 ，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到达莫斯科。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库西宁〔3〕 、米高扬、苏斯洛夫、福尔采娃、柯西金〔4〕等到机场迎接。毛泽东在伏罗希洛夫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并在机场发表讲话。他说：“我在一九四九年底、一 〔1〕王桂芹是李敏（毛泽东的女儿）的高中同班同学。1957年暑假，王桂芹回到河北阜平县家乡探亲半个月。她将在故乡的见闻和参加劳动的体会写在自己的日记中， 从8月4日至1 7日共1 4篇，约一万多字。 〔2〕 从这里至 11月 20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的访苏活动，本书记的均为莫斯科时间。 〔3〕伊格纳托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库西宁，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 〔4〕苏斯洛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福尔采娃，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柯西金，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234 1957年 11月九五〇年初访问过苏联。那时，我们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开始了我们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亲密结合。” “十月革命节是苏联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 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 劳动群众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 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四十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 “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找到了彻底解放和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事业中得到苏联人民巨大的同情和慷慨的援助。我们两国人民已经在共同的斗争中结成了兄弟般的同盟。”随后，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苏联党政领导人陪同下前往克里姆林宫。 11月3日上午八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召集代表团全体成员谈话，并共进早餐。 同日晚七时至十二时，和邓小平去赫鲁晓夫处共进晚餐并举行会谈，就即将召开的各国兄弟党会议交换意见。关于会议文件问题，赫鲁晓夫说：尤金已经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苏共中央， 我们正在根据你们提的意见修改原来的草案。我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短一些等。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毛泽东说：现在的稿子可以压缩一半。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我们都同意。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可否在文件的适当地方或者在末尾提这么一段话：文件中的各点，对十二个执政党（不包括南斯拉夫）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它们对文件负有责

11月 4日中午，率中国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先后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同日下午二时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召集代表团会议，讨论起草兄弟党代表会议文件问题。六时，率中国代表团拜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晚上，继续召集代表团会议。 11月 5日上午，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召集代表团会议，讨论中方起草的宣言草案。下午，继续讨论。 同日中午十二时，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前往红场拜谒列宁斯大林陵墓，并敬献花圈。陪同代表团谒陵的有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等。 同日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约尤金谈话。 236 1957年 11月 11月6日上午十时，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卢日尼基体育宫出席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联合举行的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报告。 同日下午四时，中国代表团继续出席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毛泽东首先讲话。〔1〕他说：“苏联人民在四十年前举行的这个伟大的革命，正如革命导师列宁多次指出的， 开始了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历史上发生过各种的革命。但是， 过去的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够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拟。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个革命证明：没有了地主和资产阶级，人民完全能够有计划地建设自由幸福的新生活。同时又证明：没有了帝国主义的压迫， 世界各民族完全能够和睦共处。” “中国人民感到幸运，因为有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使自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虽然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很多。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 〔1〕据《杨尚昆日记》记载：“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 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地鼓掌， 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 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

11月 7日上午九时，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莫斯科红场观看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同日下午，在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下榻的别墅， 同陶里亚蒂举行第一次会谈，杨尚昆在座。陶里亚蒂提出：如果法国、意大利两国的共产党在宣言上签字，这样会造成一个印象，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只有这两个国家的党，但他可以单独发表声明，对宣言表示原则上赞同。毛泽东说：资本主义世界的党，不论是两个党或是三个党，在文件上签字都不好。 还是由执政的党签字比较好。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估计上，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上作了修正。文件没有牵涉内政和国内的具体问题， 因为各国的情况不同。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因此有必要重申马克思主义原则。 这对全世界会产生好的影响。在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以后， 像英国、 美国这样的党内，又产生另外一种偏向，修正主义的偏向。毛泽东还说：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革命的问题，原来的文件比较强调和平过渡。我们和苏联交换了意见，最好两个可能性并提， 一个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一年以来，我们没有表示态度，因为没有机会与苏共中央

11月 8日中午十二时十五分，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卢日尼基体育宫出席莫斯科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宋庆龄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表题为《全人类将坚持社会主义》 的讲话。 同日下午二时半，在卢日尼基体育宫同英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波立特、中央总书记高兰举行第一次会谈，杨尚昆在座。毛泽东说：关于国际形势的转折点问题，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集团之间，也就是东方和西方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究竟哪一方面占优势？社会主义阵营生产的钢，只占世界钢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一。从这一点看来，好像在经济力量对比中，资本主义世界占了优势。美英资产阶级也在渲染，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上、科学上、武装力量上超出社会主义世界，如果不 240 1957年 11月超出，至少也是平行的。但是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国家走在前面， 资本主义国家落在后面了。决定问题的不是钢的多少，重要的是他们面临的矛盾。经过十一年的观察，我认为双方都怕对方。社会主义国家怕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怕社会主义国家。 我看，资本主义国家怕社会主义国家多一点。这样，就有可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还有可能停止使用原子弹、氢弹和火箭。 在这次要达成的宣言里，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其中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式问题，即通过和平呢，还是通过战争。为了争取群众，我们要提出和平的口号。可是，我们决不能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宣言里，我们要表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是也要提到，如果资产阶级发动内战，我们就不得不用内战来对付他们。我们设想，宣言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签字。 南斯拉夫的党不准备签字，那不要紧。我们在宣言中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党的任务，但这是作为建议提出来供你们考虑的。至于执行这些任务的方式和方法，要由各国的党自己决定。波立特表示，我们要竭力争取在宣言上签字。 同日晚七时半，在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列士下榻的别墅，同多列士举行会谈。向多列士详细了解法国、英国等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并就宣言草案达成了基本共识。 同日晚十一时半至九日晨二时，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同苏方波斯伯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1〕协商修改宣言草案的有关问题〔2〕。 〔1〕 波斯伯洛夫， 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书记处书记。 波诺马廖夫， 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国际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联络部部长。 〔2〕据《杨尚昆日记》记载：“一般均顺利，只对有关和平过渡一段，还有不同意见， 双方均允再行考虑，以便十日再谈。”

11月 9日晨，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听取关于中苏双方协商修改宣言草案的情况汇报。上午，召集代表团会议，讨论宣言草案中尚有分歧的问题。毛泽东接受邓小平关于向苏共提交对和平过渡问题的书面意见提纲的建议，并指定陈伯达、胡乔木起草意见提纲。 同日下午四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金日成、南日、金昌满（1）。 同日晚七时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波立特、高兰举行第二次会谈。在会谈中详细了解英国国内情况、北大西洋公约集团情况等。毛泽东说：苏联在十五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十五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十五年之后，将是四千万到四千五百万吨。毛泽东问波立特：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二千万吨，你们看十五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三千五百万吨吧！高兰说：十五年后，顶多增加到三千万吨。关于宣言，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搞出一个修正草案。你们不要一心一意地想在宣言上签字，你们要想想问题的另一面，不签字会更有利些。我们向赫鲁晓夫同志提出， 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不参加签字，会更有利一些，更便利你们的工作，否则资产阶级又要攻击你们，说你们接受了莫斯科的命令。法国和意大利的党已经决定不签字。 南斯拉夫的党也不签字。 宣言只由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签字。我们现在正在说服波兰， 〔1〕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南日，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朝鲜内阁副首相兼外务相。金昌满，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 242 1957年 11月如果波兰不愿意签字，我们准备由十一个国家的党签字。 同日晚十一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尤金。 11月 10日上午十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召集会议，讨论中方起草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草案）》 和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同日下午三时至晚八时，中方代表和苏方代表对宣言草案再次进行商谈。邓小平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过渡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双方商定将宣言草案于次日下午印发各兄弟党代表团征求意见。 11月 11日下午三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接受伏罗希洛夫的回拜，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在座。 同日下午五时，在苏共中央大厦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邓小平和费德林〔1〕参加。 同日北京时间晚八时（莫斯科时间下午三时），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共同起草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草案）》 。 同日晚九时，去胡志明住处会见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黎笋和政治局委员范雄在座。 11月 12日上午，召集代表团会议，由邓小平通报同苏方会商的情况和有关宣言的一些问题。 同日下午，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毛泽东说：尼赫鲁〔2〕的外交政策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印度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这是反帝的一面。印度的独立，印度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态度，印度参加组织亚非会议，印度同中 （1）费德林，当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2）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

11月 13日下午，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听取邓小平关于宣言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本日上午，邓小平召集陆定一、杨尚昆、 陈伯达、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各国兄弟党对宣言草案提出的修改意见，着重研究了波兰方面的意见。 同日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先后两次同从会场回来的中方代表商议根据兄弟党提出的意见对宣言草案的修改问题。〔1〕 〔1〕 据 《杨尚昆日记》 记载： 1957年 11月 13日下午 5 时至次日晨零时 30 分， 邓小平、 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在苏共中央大厦同苏斯洛夫等对中苏两党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逐页进行研究修改。晚 9 时许，毛泽东要陈伯达、杨尚昆回住所研究问题。晚 10 时至 11 时，会议休会，中方全体代表回克里姆林宫住所，同毛泽东商议有关问题。

11月 14日一 1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 11月 14日晨，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听取中方代表关于同苏方研究修改宣言草案情况的汇报。 同日下午三时，率中国代表团的邓小平、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 赛福鼎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赫鲁晓夫宣布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着重谈“以苏联为首”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问题。 毛泽东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 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 合作互助， 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 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末，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 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 苏联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消灭了阶级的国家。它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没有苏联，我们都有可能被人家吞掉。当然，要说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各国就统统被帝国主义吞下去，而且统统消化掉，各个民族都灭亡了， 那也不见得。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看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 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这就是大局。其他我们一些小别扭是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 246 1957年 11月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在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 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的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所以我认为：第一，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 同日和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等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大使馆，吊唁萨波托斯基总统去世。 11月 15日下午五时半，听取中方代表关于宣言起草委员会争论情况的汇报〔1〕。 同日下午六时半，在波兰代表团住处同哥穆尔卡举行第二次会谈，就起草委员会商谈中存在的三点分歧意见进行了坦诚的讨论，最终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一）把“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 一句中的“独霸世界”，改为“独霸世界大部分地区”。（二）把“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 一句中的“复辟资本主义”，改为“进行颠覆活动”。（三) 把 “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之中心” 一句中的 “使它成为”，改为“企图使它成为”。毛泽东说：这样提对你们可能接近些，我们是退了一步，这表示我们是想妥协的。这次应创造一种有事能商量的气氛。 同日晚十时，应赫鲁晓夫邀请在苏联大剧院观看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 〔1〕据《杨尚昆日记》记载：“起草委员会争论了一天，有几个问题还未与波兰取得协议。”

11月 16日下午三时，率中国代表团的邓小平等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二次全体大会。在苏斯洛夫报告宣言草案的修改情况后，毛泽东首先讲话。他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没有强加于人。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这个宣言是正确的。 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也看不见冒险主义，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 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 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 。 11月 16日一 19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六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出席会议。 11月 16日下午五时半，会见高士率领的印度共产党代表团，邓小平在座。在谈话中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阐明中国的内外政策。毛泽东说：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有两个办法，一为和平解放，一为武力解放。他们总是要打，我们总是要和。打也打不成， 和也和不成。美国怕我们打过去，便提出了一个办法， 他们说我们来谈吧。那好，谈便谈吧！谈判在日内瓦举行。 他们的谈判代表是美国驻捷大使，我们的谈判代表是我国驻波大使。 248 1957年 11月我们的政策是，在任何国际会议上，只要有蒋介石分子，我们决不参加。我们对西方国家的总方针是不依靠他们，而依靠兄弟国家。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被压迫的人民是受我们的政治影响的， 但是他们也是受反动派影响的。反动派正在设置条件反射，天天讲共产党很坏，老讲老讲，于是劳动人民就受了欺骗。我们也要设置条件反射，就是要艰苦地耐心地做群众的说服教育工作。不仅要对工人做工作，而且还要对农民做工作。假如我们不努力在农民中设置条件反射，就不可能设想革命会取得胜利。革命的发展总是经过迂回的道路，逐步上升，而不是直线的发展。把革命看成直线发展，是形而上学。把革命看成曲线与直线的统一，是辩证法。 11月 17日下午三时，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为招待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的各国代表团举行的宴会。毛泽东讲话，说：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是各国人民的需要。中国有句话：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一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同日下午六时，和邓小平、彭德怀等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接见在莫斯科学习的近三千名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毛泽东讲话。 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最近几天在莫斯科开了个会。这个会开得很好，既有集中，又有民主，这就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社会主义阵营需要有一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也得有个头， 就是苏联共产党。我们的敌人是有头的，那就是美国。我们如果没有头，就是只有民主，没有集中，就是无政府主义，力量就会削弱。现在世界上的风向变了。去年的气候对我们很不利，今年

11月 18日下午 ，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讲话， 着重谈国际形势和团结问题。（一）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我有十件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件，美国人、英国人请求苏联帮助打败德国和日本。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第二件，中国革命。 第三件，朝鲜战争。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三年。双方同意讲和。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第四件，越

11月 19日下午，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和平宣言》。接着，进行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签字仪式，毛泽东代表中国代表团签字。 同日晚七时，会见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 254 1957年 11月同日晚九时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卡德尔〔1〕率领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杨尚昆在座。双方就两党的国内外政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交换意见。 （一）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卡德尔说：昨天您在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帝国主义的估计，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我们没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上签字，不是因为我们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也不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而是因为我们的处境不同。毛泽东说：我很高兴你们在六十四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上签了字。你们虽然没有在十二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上签字，但终究会有一天大家在一起签字的。卡德尔说：我们很高兴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话，需要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情况不同。尽管如此，我们的目的和方向是一致的。 （二） 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对斯大林的评价。 毛泽东说：一切只听一个党，那是很危险的。原则一定要坚持， 次要问题上要让步。 卡德尔说： 在一两个问题上暂时存在的分歧， 不应该妨碍在十五个问题上的合作。我们常常是因为一两个问题而妨碍其他一切问题。毛泽东说：这是片面性，是形而上学。我批评过斯大林的这一点，这是他的错误当中的一部分。但是，他的错误即使有几十条，在他一生中也只占小部分，他大部分是正确的，反映了苏联和苏联人民的努力。卡德尔说：我们对斯大林是有意见的，和他的冲突很大。但我们没有忘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保持了社会主义，他和苏共支持了所有共产党人，历史会对他的功绩作出结论的。毛泽东说：这不是斯大林个人作出的功绩，而是苏联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的功绩。卡德尔说：对，错 〔1〕卡德尔，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11月 20日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哥穆尔卡举行第三次会谈， 邓小平在座。毛泽东说：在走以前，我还要同赫鲁晓夫同志谈对外国党进行批评的问题。一般地讲，我们是不赞成公开批评的。 各个党及民族都很敏感。假如有错误的话，为什么不通过本国的党出来批评呢？同样是正确的意见， 但由外国人提出就不能接受。 至于错误的批评，那损害各国的利益就大极了。像路线这样的思想问题，短期是不能解决的，要很长时间，要用科学的、很有说服力的语言才能说服人，单单大喊大叫“打倒”是不行的。人和肉体可以打倒，但魂魄打不倒，魂魄过了一个时期还会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复活起来。第三国际的头和尾巴好。头是列宁，他对各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作用。尾巴是季米特洛夫。历史也很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都是没有国际的时候。去年四月米高扬到北京， 建议成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络局来代替情报局，并且要出个刊物。 我建议不要成立联络局，也别出刊物，召集会议就是了， 256 1957年 11月不要成立像第三国际和情报局这样的固定机构，成立了会害死人的。会议有事则开，无事则不开，并且事先要有题目，要有一个文件供各国参考。这一次会议也有一个文件，只是时间迟了些。 我们上月二十八日才接到它。在国内来不及从容讨论了，因此就采取早一点到莫斯科来的办法。二号到的，三号、四号、五号赶出了一个文件。他们有两个文件，两个我们都不能接受。内容上有百分之九十是可以接受的，但百分之十不能赞成。另外，应有的一些东西其中没有，文章的写法和逻辑的安排等也不能接受。 所以六号才与苏联同志交换意见。两个代表团扯了五天。到十一号，各个代表团才得到两党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十一号到十六号，这才基本上达成协议。昨天签字前，胡志明和高士还提出了两点意见。可见要有很多脑壳才行，一个脑壳不成。毛泽东说： 我还想讲一点意见，供你们参考。 对犯错误的人应采取两种态度： 政治上和思想上要进行严格的批判，决不能妥协;在组织结论上可以宽大些。这没有害处，在党内可以造成和平空气。我们党现在这个核心领导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开始到一九五七年，共二十三年，这么久的时间。现在要动摇它是很难的。要在全国人民和全党面前证实你的领导路线正确，至少需要十年，我劝你们要有这点自觉。我对赫鲁晓夫说，米高扬到中国来解释斯大林问题时，我对他说了四个字“谨慎小心”。就是说别粗心大意，别以为一切都好了。有很多事是料不到的，可能炸弹就在我们脚底下。国内外一些料不到的事情一定会有的， 不意识到这一点就等于毁灭自己。集体与个人两样东西，不能只有一个。只讲集体不讲个人，这有缺点。个人的作用与集体是对立的统一。自力更生为主，外国支持为辅。虽然为辅，但还是要支持，这并非依赖。要分别依赖和依靠。我们是互相依靠嘛，决不依赖。

11月 21日下午一时十分（北京时间），和宋庆龄、邓小平、 李先念、乌兰夫等中国代表团成员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等到机场迎接。 11月 22日下午，同胡乔木谈起草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社论问题。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伟大的革命宣言》的社论。 11月 24日阅周扬十一月二十一日报送的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所作的题为《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讲话的修改稿，批示：“周扬同志阅后，即送胡乔木同志转小平同志： 258 1957年 11月此事前日和你〔1〕顺便谈过：应印发给以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 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事前细看周文），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发表前可送我看一次。会议讨论时要有周扬和其他几位文艺领导问志参加。此事请你告小平办。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我现在不看。待小平会议讨论再加修改后，我再看。”这个讲话修改稿，是在周扬九月十六日讲话的基础上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修改而成的。周扬的讲话，后来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在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 11月 25日复信湖南师范学院语文系学生张明霞：“来信 ’ 早收到，迟复为歉！《蝶恋花》〔2〕一词可以在你们的刊物〔3〕 上发表。《游仙》改《赠李淑一》。祝你们好！”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列耶夫率领的苏联各界代表团，宋庆龄、吴玉章、廖承志〔4〕 等在座。 11月 27日晨，同彭真谈话。 〔1〕指胡乔木。 〔2〕即《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这首词是毛泽东 1957年5月1 1日写给当时的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员李淑一的，原题为《蝶恋花•游仙》。 〔3〕指《鹰之歌》。这是湖南师范学院语文系张明霞等 9 位同学组织的“十月诗社” 办的一个油印诗刊。他们从李淑一处抄录到毛泽东写的《蝶恋花》 词以后，于 1957年6月1日写信给毛泽东， 要求允许在 《鹰之歌》 上发表。 毛泽东回信时 《鹰之歌》 已停刊，这首词于 1958年1月1日在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首次发表， 题为《蝶恋花•赠李淑一》。1963年 12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题目改为《蝶恋花•答李淑一》。 〔4〕吴玉章，当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 廖承志， 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1958年 3月又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12月 2日上午，同李富春谈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 同日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在全国政协礼堂出席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出席开幕式前， 分别接见工会八大主席团全体人员和前来参加工会八大的各国工会代表团。 12月 4日致电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对他十一月三十日突遭歹徒袭击表示慰问。电报指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为收复西伊里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并且深信一切危害印度尼西亚民族利益的阴谋活动一定要失败。” 同日下午，同黄敬谈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情况。 12月 5日上午，同王鹤寿 〔2〕 谈话。 12月 6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出席，彭真列席。 12月 7日阅十二月四日《安徽日报》社论《四害不除， 〔1〕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刘澜涛， 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2〕王鹤寿，当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 260 1957年 12月决不罢休》，批示：“送胡乔木同志：（一）此文好，转载并广播。 (二）中央和国务院应联合发一个指示，号召全民动员，讲卫生， 除四害，立即动手，分步进行；此点请你和邓、周一商，指人起草， 两星期内务必发出。（三）接着《人民日报》写一篇好社论。”（1） 八日，《安徽日报》社论在《人民日报》转载。 同日中午，同罗瑞卿谈话。 同日下午三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国防部部长洛姆斯基上将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代表团，周恩来、 彭德怀、萧华、 萧向荣在座。 同日下午五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李富春、 李先念、薄一波、王鹤寿、黄敬开会。 12月 8日上午九时二十分，同林铁谈话。 同日上午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参加。毛泽东谈三个问题。（一）关于莫斯科会议。莫斯科会议有很深远的意义。人们对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力量和共产党的力量常常是看不上眼的。对客观形势的估计不足，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莫斯科会议的两个宣言，讲的都是原理原则的事，没有规定什么具体任务。重申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和对国际形势作出估计，有必要。许多人往往过高估计西方力量，以为美国了不起。 我在六十八国会议上举了十个证据，证明世界形势到了新的转折点，资本主义远远地抛在我们后面了。这些事实，都表现了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但也要估 〔 1 〕 1 9 5 8年2月1 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13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在全中国除尽“四害”》的社论。

12月 9日下午一时十五分，乘专机从济南到达南京。同江渭清、刘顺元谈话。 同日下午三时，乘专机到达杭州，住刘庄。 12月 12日致电非洲人国民大会秘书长达姆波转非洲人国民大会第四十五次年会：“值此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第四十五次年会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对南非人民争取基本人权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并且祝你们在团结南非各族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的事业中不断获得成就。”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并经部分政治局委员事先看过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全面阐述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批评反冒进思想。 12月 14日下午 ，在杭州南屏游泳池会见由副总理吴巴瑞、 吴觉迎分别率领的缅甸友好代表团和缅甸经济考察团，周恩来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同印度、缅甸、老挝、柬埔寨都是友 〔1〕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政协主席。1958年 11月又任山东省省长。

12月 15日下午，同柯庆施、江华谈话。 12月 16日中午，在杭州刘庄会见胡志明，并共进午餐， 周恩来、柯庆施、江华参加。 同日下午，在杭州刘庄主持召开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周恩来、柯庆施、舒同、曾希圣、刘顺元、叶飞、江华出席。毛泽东讲话，要点如下：（一）国内矛盾。究竟哪种矛盾是主要的？敌我矛盾，或者人民内部矛盾？有些同志说，如果把夏季形势那篇文章拿到春季讲，就好了。他们就是不主张讲人民 264 1957年 12月内部矛盾是主要的，不主张说服，要压服，强调要斗争，不要团结。三中全会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但不提是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是指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中的右翼的矛盾。这个矛盾已基本解决，现在斗争的锋芒主要是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敌我矛盾性质。但是右派是少数，三大敌人已基本解决，敌我矛盾不能成为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 为什么现在不公开宣传？因为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大量的，例如乡社干部与社员的矛盾，是一个阶级内部的矛盾。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工厂、机关、学校内部的矛盾，也是一个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不能说早了， 说迟点有利于整风。说早了，干部就有借口不整风了。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最大量的是乡社干部与社员、厂矿干部与工人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是剥削者与非剥削者的矛盾，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剥削者与非剥削者的矛盾， 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但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仍然要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右派实际上是敌人，但是不作反革命处理，不捕、不杀、不剥夺选举权。（二）抓工业、农业、思想。要抓的问题多，主要抓工业、农业、思想（包括学校、科学）。各省以农业为重点，城市工农业同时并举，城市支援农业。思想是意识形态问题，它包含各个部门。此外，社会科学如美学、历史学、法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都要去抓。如历史分期问题，什么时候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社会，很多人不以所有制去分，而以工具去分。 主要把工业、 农业、思想三者抓住了，总不会错。(三）整风重点要注意城乡基层，农村合作社、城市厂矿、手工业社、中小学、街道，主要是乡村要认真搞。要说服，不要压服 。整好了再选举，明年上半年

12月 17日晨二时，批示叶子龙〔1〕：“请于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七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2〕，在下午一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同日下午三时，继续主持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 〔1〕叶子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这个文件是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 1957年 12月 10日在浙江省二届二次党代会上的工作报告。报告共 9 个部分：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二、农村工作； 三、工业生产和工人阶级；四、财贸工作；五、知识分子工作和文教工作；六、资产阶和民主党派；七、肃反问题; 八、军事工作；九、党的工作。同年 12月 28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报告，题为《坚持党的正确跨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并加编者按语。 266 1957年 12月议，在听取发言时多次插话。插话的主要内容有：（一）党要领导军队。省委要去抓，要去过问，了解情况，使他们觉得对工作有益处，有帮助，他们自然会找你。已有八年不抓了，现在应抓。 地方要进行自我批评，对军队联系不够，帮助不够。军队也要自我批评。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不要回避这句话：“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 中央有责。”我们要讲一元论，不能讲二元论。（二）讨论文件， 要不等到成熟而先争论一番。要像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样，先是七条、十七条，最后发展到四十条。先从几点谈起，吹一吹， 酝酿成熟。去年纠偏，吃了很大的亏。去年六月《人民日报》那篇社论〔1〕，没有把位置摆正。现在说清楚，只是基建、 招工多搞了一点，工资增多了一些。如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害病，不能讲十个指头都害病了。那篇社论位置没有摆正，把当时的一股子劲赶走了，吹掉四十条，吹掉多快好省，吹掉促进委员会，这是不好的。（三）去年阶级斗争缓和一下，原因是三大改造，敲锣打鼓，资产阶级、富裕中农随大流，斗争无目标，而且没有暴露左中右。后提“组织独立，政治自由”，资产阶级右派就疯狂起来。帮助一个同志要彻底帮助，不要袒护，否则将来总会有一天要怪你的。不敢批评，无非怕少选票。整风是在劳动人民中，主要是烧自己。对人民内部动口不动手，不能压服；就是对右派， 也不能压服，仍然有官做。对认真检讨的人与不认真检讨的人， 应该有所区别。对湖北刘介梅，如开除了党籍，我们就会不得人心。（四）业务要和政治结合。搞业务的同志，钻业务多，不讲政 〔1〕指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12月 18日下午三时，继续主持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 在听取发言时，毛泽东插话，主要有：（一）要互相依靠， 不要互相依赖。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互相依靠，依靠苏联，但不要依赖。各省几千万人口，也应如此。安徽搞水利，依靠群众不依赖政府，一年就挖了十二亿土方，这个意义很大。遇事就怕 268 1957年 12月不认真，认真的思想可以把妖魔鬼怪打掉。有了计划就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二）干部下放。口号是“统一安排，劳动锻炼”。 各部门要成立专门管干部下放的十人小组，十年之内干部轮流下放锻炼一次。新吸收人员时，先吸收已经锻炼过的。 同日审阅陈赓十二月九日关于台湾飞机侵入大陆活动情况和加强内地防空作战部署给彭德怀并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批示： “退彭德怀同志：非常必要。请你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请考虑我空军一九五八年进入福建的问题。” 12月 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支持苏联政府的和平建议〔1〕的声明。 12月中旬阅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十二月十七日关于金日成会见他谈志愿军从朝鲜撤退问题的电报，及金日成十二月十六日给毛泽东的信。乔晓光在电报中说：“金日成同志十二月十七日约见我，谈关于从朝鲜撤退志愿军问题。他说：在莫斯科时， 毛主席在两次谈话中都谈到志愿军从朝鲜撤退的问题。现经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两次讨论，认为毛主席所讲的精神很好，遂同意志愿军撤退到鸭绿江北，这样在政治上可以取得主动，有可能逼美军撤退，对南、北朝鲜人民都将有良好的影响，倘若有事，志愿军亦可随时出动。”金日成在信中表示：“关于在莫市和您所谈情形，我党常务委员会一致感到满意，并认为此次会谈必使今 〔1〕1957年 12月 10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分别写信给印度、美国、英国、 法国、西德等国政府的领导人，提出关于世界和平的若干建议。同年 12月 12日， 苏联政府向联合国的全体会员国政府和瑞士政府发出照会，重申这些建议。建议提出：苏联政府要求美国、英国同苏联一起，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共同宣布从1 9 5 8年1月1日起停止核武器试验，并且彼此协议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别国的领土上设置任何类型的核武器。

12月 23日下午，同江华、胡乔木、田家英谈江华在浙江省二届二次党代会工作报告的修改问题。 12月 24日下午，同胡乔木、田家英谈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讲话稿的修改问题。 12月 25日上午，致信胡乔木：“除四害通知〔1〕尚有缺点，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 你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原故。现在有大批经验了， 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至少改三遍、五遍，找彭真、刘仁及北京有经验的除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一二次会，发表意见，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文件可以长一点，达一千字至二千字左右也可以。总之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 行动起来。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这是理论。然后讲办法，也要讲得人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要写这一部分，也要认真研究，下苦功钻一下。然后讲到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等事，作为结束。两星期内写好、通过、 发出也就好了。送我看一次。莫斯科讲话，请打字送我再看一次， 还觉得有需要修改之处。到济南时，可歇一宿，认真谈一下。那里的斗争文件，工业、农业计划，找一份带回去，认真看一遍。” 同日晚上，胡乔木来电话说：今天没有去济南，因气候不好，飞机不能降落。今晚与舒同同志打了个电话，山东派人将文 〔1〕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稿。 270 1957年 12月件送去北京（他们派人到北京或北京派人去都可以）。除四害文件照主席指示办。讲话稿明日送来。 12月 26日致电祝贺亚非团结大会召开。 同日审阅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三次讲话的修改稿，退胡乔木。 12月 27日致信胡乔木：“这里有一篇报道，一篇特写， 一篇社论和几张照片，〔1〕可以看一下。《人民日报》似可转载。 请告新华社注意报道除四害和卫生运动。” 12月 31日审阅周恩来十二月三十日报送的《关于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批示：“同意。”周恩来在附信中说：“这个方案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商议后拟出的，在得到主席批准后，拟在政治局一谈，然后再向苏方提出。”方案提出：志愿军在一九五八年底以前全部撤完，分为三批，每批各撤三分之一。第一批在一九五八年三月至四月撤回，第二批在七月至九月撤回，第三批在年底撤回。 12月应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请求，为定于一九五八年一月创刊的《苏中友好》杂志题写刊名。 〔1〕指 1957年 12月 26日《浙江日报》刊登的报道《人人动手家家扑打， 一年四季坚持不懈，吴兴南浔已成“无蝇镇”》、特写《王阿金老太太积极除四害》、社论《除尽四害》和 9 张有关的照片。12月 3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些报道、 特写、社论和其中的一张照片。 271

四月十一日，榊原秀夫和其他四名因病或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被提前释放，于五月二十日乘船回日本。

1957年 2月 81 主比要差，主张两党制。还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说，民主是手段， 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民主是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改善人民生活是它的目的。有人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说，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冋题， 不能够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 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应该放在哪一类矛盾？民族资产阶级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是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势必会走向对抗。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新问题。《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 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 没有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1〕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但还来不及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在斯大林时期， 他在很长的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渚起来了。这两类矛盾本来是 〔1〕见列宁《在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原文是： “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 82 1957年2月容易混淆的，我们也混清起来过。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怀疑他是反革命。这个问题，从前有，现在还有。 但是我们有一条，反革命一个不杀。有了这么一条，就保证在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在延安的时候，一九四二年我们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叫作团结——批评—— 团结，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找到这么一个公式。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后来我们把这个公式逐步推广到党外。把这个方法推广到整个人民内部，还可以推广到解除武装的敌人。 （二）肃反问题。毛泽东说：肃反问题就是第一类矛盾的问题。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 有错必纠。还有反革命， 但是不多了。这两条都是要肯定。如果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 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其结果就会要搞乱。（三）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说：去年下半年以来，上半年那个热潮过去以后，人们冷静地想一想，又发生了一些问题。上半年合作化优越性很大， 一到下半年好像优越性就小了， 来了一阵风，说合作化不行了！ 现在的合作社绝大多数还只有一年多一点的历史，是要逐步才能巩固的，大概需要有五年。农民生活有所改善，所谓农民生活没有改善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能够这么快地合作化，有好多原因。第一，最基本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地少人多，穷得要命，每个人的土地很少，集合起来比较好。第二， 我们党和人民政府所采取的是有步骤的，分几步走。我们的合作化是增产，如去年增产二百亿斤粮食。（四）关于资本主义的改造问题。现在有人说资本家不要改造了，跟工人差不多了，甚至还说资本家比工人还高明一点。又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在阶级斗争中改造整个

1957年 2月 83 社会，也改造工人阶级自己。资本家一点也不需要改造吗？我看不然。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问题。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有很大进步， 但是也有不正确的思想，也有歪风，有那么一些波动。匈牙利事件出来之后，有一些怪议论，讨厌马克思主义，只愿意钻业务， 至于什么政治，什么前途、理想，这些东西不看重。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个时期，到去年下半年就不那么时兴了。所以要加强思想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努力学习， 除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所进步，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时事， 学点政治，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就没有灵魂。从前叫德育、体育、智育，我们现在变成 “两育” 了，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 （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毛泽东说：现在要搞全国范围内的增产节约运动， 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浪费就等于我们洗脸，人就是要经常洗脸。全国六亿人口都来提倡节约。现在许多人升官发财的思想大为发展，去年评级就评出一个毛病来了，叫作争名夺利，争名于朝，争利于市。 （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毛泽东说：这是一条战略方针。所谓统筹兼顾，就是我们作计划、 办事、想问题， 总要从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我们做的一些事， 比如救灾，比如统购统销，比如安排工商业者，安排失业人员就业，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政府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或者设一个委员会，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泽东说：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 84 1957年2月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就是承认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矛盾。在艺术上、文学上，它就是要表现为百花齐放。 在旧社会，几乎一切新生事物在开始出现的时候，都是受打击的。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一些，但是还是有许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碰上官僚主义者， 碰到顽固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一定要反映的，而且用各种办法顽强地千方百计地要表现自己， 我们不能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只能够在他们表现的时候， 跟他们辩论，加以分析，写文章批评。这些文章不是教条主义的文章， 要有充分的说服力。对于文艺作品中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应该给予批评，就是要有有说服力的批评。 教条主义的批评就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 正确的东西是跟错误的东西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毛泽东说: 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 官僚主义没有克服，要闹就让他闹， 因为你没有解决问题。 第三， 要闹就让他闹够。应该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打扁担，看作是我们改善工作，教育工人、农民、学生的一个过程。 第四， 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十）闹事、 出乱子是好事还是坏事？毛泽东说：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许多事，我看又好又不好，有两重性。匈牙利事件有两重性，

1957年 3月 87 车向忱〔1〕、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2〕对毛泽东二月二十七日讲话发表感想和意见。毛泽东作总结讲话，对讨论中提出的若干问题作了回答。（一）关于马列主义能不能批评的问题。 毛泽东说：刚才有人提到，马列主义能不能批评？马列主义是不是可以不规定为指导思想？因为规定它为指导思想，使得有些人有点害怕。关于这个问题，应当看到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有很大的改变， 就是由过去的作为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集中表现的国民党蒋介石的领导，让位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宪法上也规定了的。也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们的国家制度。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列主义、 共产主义思想。问题是它如何领导，如何指导。并不是说要一切人都进共产党， 都相信共产党的道理，去讲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 世界观的问题只能够是逐步地使人了解，不能强迫人家相信。精神上的东西不能强迫人相信，也不能强迫人不相信。 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是不行的。但是，事实上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人一天天多起来。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 〔1〕马寅初，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校长、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许德珩，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水产部部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达浦生，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刘文辉，原国民党军将领。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车向忱，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辽宁省副省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 〔2〕孙蔚如，当时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 民革陕西省委主任委员。 黄琪翔， 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 国防委员会委员、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秘书长（1957年 4月又任副主席）。 88 1957年3月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末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发生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 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无论哪级政府和干部有缺点错误，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 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 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利给反革命。（二）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毛泽东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我讲得不够。说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什么叫 “ 长期” ？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如何监督？就是用批评、建议的方法来监督。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三）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问题。毛泽东说：所谓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这是我们过去所做的。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 横直是官僚主义。 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 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 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 示威、请愿等， 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要见世面，要了解国际情况，敌人的情况。我们准备扩大发行《参考消息》，准备从过去两千份扩大到三十万份，发到县一级，党内党外都可以看。要使我们的人懂得外界的事情。 我就赞成出蒋介石全集。就是说，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暧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四）关于控制人口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每一年人口增长一千多万，现在是无政府主义。

1957年 3月 97 注，主要有：（一）针对 “科学家（特别是自然科学家）中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工作的人不少。他们还认为党的领导对科学的发展没有好处”，批注：“有一半对。”（二）针对“不少科学家认为，如果工作条件没有很好解决，就拿不出什么科学成果，因此 ‘百家争鸣’对他们的实惠不大”，批注：“他们是有些理由的。”(三)针对“‘ 百家争鸣’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家的指导思想’两者间的关系怎样”，批注：“ 应当弄清这种关系。” （四）针对有人认为科学界已有定论的事情就不再允许争鸣，有人认为不实事求是研究问题而是狂妄自大夸夸其谈的文章不应允许出来争鸣，有人认为讨论问题态度不好的文章不应允许争鸣， 批注: “戒律太多。”（五）针对“ 目前文艺界一方面‘左’ 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仍然很严重，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又确实有些抬头。哪一方面是主要危险”，批注： “目前不要去找主要危险，而应按具体问题处理。”（六）针对 “目前有些作家认为文学的目的就是写真实，因此，‘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感受即真实’，至于作品对人民有什么教育作用， 作家用不着考虑 ”，批注：“不对。但可以允许少数人这样做。” （七）针对“报刊上是否允许发表和党不同的主张？就是说党的政策和党、政府的工作方针能否在报刊上‘争鸣’”，批注：“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八）针对党校的 “争鸣” “只能限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不同之争，不能容许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来争鸣”，批注：“似乎不很对， 何必怕争鸣？”（九） 针对 “有人说，‘经典著作是不许怀疑的’”，批注：“ 不许怀疑吗？”（十）针对 “党的政策是否允许怀疑？对党的政策的怀疑的意见是否允许争论”，批注：“为什么不允争论呢？”（十一）针对“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原理是否允许？如果根本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或社会 98 1957年3月主义理论，可否留在党内（例如有人入党后仍然相信凯因斯学说， 如何办？）”，批注：“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十二）针对“如何克服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学中的教条主义”，批注： “就是允许批评、争论。”（十三）针对 “目前许多理论课程教员，埋头准备讲稿，照念讲稿， 不关心国内外大事，不学习党的重要文献，不研究现状”，批注: “应当改变。”（十四）针对 “高等学校的党和行政的领导干部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放弃领导， 对群众的错误思想行为不进行教育批评，以致产生若干混乱现象； 一种是在党的这一重大的方针政策面前，迟疑观望，甚至有抵触情绪，对各方面的工作不敢放手”，批注：“两者都不对。”（十五）针对“党内党外都有一些人认为学校的党员领导干部对科学和教学都没有什么研究，领导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困难较多，部分党委书记和党员校（院）长对此也缺乏信心。这个问题应该如何从思想认识上和具体作法上求得解决”，批注：“此点值得重新研究。”（十六）针对“自从提出‘向科学进军’以后，高等学校教师偏重于搞科学研究工作，不愿多作教学工作，从而发生了教学工作与科学研究工作如何适当安排的问题”，“同时，党的干部和政治工作干部多希望作科学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不安心政治工作，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倾向相当严重”，批注：“都是不对的。”（十七）针对 “过去学校对于学生管理得死死的。 自提出百家争鸣方针和讨论全面发展、因材施教以来（还有外国的影响），已开始表现出另外一个偏向，学生强调自由、民主、个人专长的发展，不遵守学校纪律，对教师不礼貌，缺乏艰苦耐劳的思想；而在学校和教师方面，则变得束手束脚，不敢管理和教育学生”，批注：“都是不对的。”（十八）针对“有些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和学校当局不重视学校的政治思想领导，有单纯搞业务的现象。还有学校课程多，教材分量一般较重，因此，形成学

1957年 3月 99 生的负担重”，批注：“ 前者是错误的，后者应当改革。” （十九）针对 “目前，在党内思想斗争中，对资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含义，区别得不清楚，有时叫这样，有时又叫那样， 怎样划分这个界限”，批注：“是一个东西。”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文艺界座谈会，沈雁冰、 老舍、巴金、周信芳、徐平羽、方纪、于黑丁、周钢鸣、常苏民、 蔡楚生、路坎、胡采、赵丹〔1〕等出席，彭真、陆定一、康生、 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参加。座谈中，毛泽东谈了以下内容： 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 宗派主义，现在还没有展开。 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这也要有一个酝酿时期。 决议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来。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 什么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认识还不一致。整风开展起来，那时候就好批评了。现在刚刚批评一下，陈其通等就发表文章，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整风，整主观主义，重心放在教条主义；整宗派主义，他们总是想一家独霸；整官僚主义，多得很。 好几年没有整风了。从汇集印发的那三十三个问题，可以看出 〔1〕沈雁冰，作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文化部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老舍，作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巴金，作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周信芳，京剧表演艺术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京剧院院长。徐平羽，当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方纪，作家。当时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于黑丁，作家。当时任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周钢鸣，作家。当时任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常苏民，音乐家。坐时任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四川省音乐家协会主席、 西南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蔡楚生，当时任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 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 路坎， 作家。 胡采， 作家。 当时任西安市文化局局长、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赵丹，演员。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演员。 100 1957年3月来问题很多。有一种看法，实际上是认为思想不能指导创作，这种看法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正确看法有关系。要求所有的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概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这里边，当然还要有帮助。现在思想这样混乱，汇集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就是社会基础变动而来的反映。全国知识分子就算五百万吧，恐怕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没有十分之一，抵触马克思主义的也没有十分之一。剩下中间的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用它来指导创作的就更少了。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家接受。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要好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 哪怕少一点，有那么几部，写得较好，用几十年工夫， 去影响那百分之八十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作品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有人说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不要了，我看为工农兵服务是不错的。 资产阶级也要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是工人阶级，你说不要为他们服务，中国就没有其他人了。有人说文艺不要目的， 一有目的就概念化。我看，不要目的的文艺作品，也可以出一些吧。总之，对人民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文学艺术家恐怕也要经过一个锻炼的过程。有些主张文艺不要目的的，其实是要目的， 只是不要你这个目的，在无目的掩护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的目的。报纸、广播、文工团、剧团、文学艺术都是教育人民的。有人说，“不讲教育，说娱乐好了”，这也可以，但是你演戏，总要影响人。所以教育者首先应当受教育，这是马克

1957年 3月 107 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三）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 所以要好好地团结他们。 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 我们的任务是，在知识分子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四）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 到农村去。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五）关于整风。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 108 1957年3月宗派主义。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 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反对采取 “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 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但是仅仅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 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 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把我们身上的错误的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六） 片面性问题。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 没有说服力。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 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七）“放”还是 “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

1957年 6月）。于光远，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10 1957年3月伯达、康生、胡乔木、张际春、周扬、钱俊瑞、杨秀峰、黄松龄 〔1〕参加。毛泽东说：将来党员整风，要有党外人士参加，一切问题要摆出来讨论，党内有问题不要关起门来搞。凡吸收党员、 开除党员，都可以由党外人士参加讨论，不要搞神秘了。现在， 高等学校的学生百分之八十是非工农成分。这种情况要过十几年后才能改变。说党不能领导科学， 有一个原因是科学家中党员少。 党领导科学可以通过计划来领导，把科学研究纳入整个计划。至于科学研究的具体计划，那就由科学家自己去做。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是领导各项工作的阶级。至于原子能、数学等具体研究工作，那由科学家去领导。对于科学，工人阶级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将来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有科学家组成。思想改造，不是你改造我，要平等。六亿人民，人人要改造，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也要改造。思想问题、思想改造，不能搞简单化，简单化总是不行的。学校可以实行集体讲话，校长每个月讲一次，联系学校师生员工的思想实际来讲，学校里的政治课主要靠这个，大学、中学、小学都可以这么办。各个学校的校长、副校长都应该当政治教员，解决师生员工的思想问题。学校里发生问题，应该由党内党外合起来解决。各党派可以开自己的会，但是应该有合起来开的会。要发挥各方面的力量，现在有些人还感到有力无处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有三家争鸣：一家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家是修正主义，一家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极端专制派，它肯定一切，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有矛盾，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实行无情打击。去年这一年，修正主义泛滥，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否定一切，否定苏联的一切，否定斯大林的一切。否定无产阶级，就是要肯定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修正 〔1〕黄松龄，当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7年 3月 115 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 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 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 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 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 “ 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 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当然， 外国的事情对我们有影响，比如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评了，后头发生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 都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 这些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有外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原因。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 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人民内部的问题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许多思想问题，就有一些乱了。 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过去有的，实际上我们刚进城那几年更乱一些。但是，那些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分歧，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了。去年上半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 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争鸣是要争几十年的。 116 1957年3月刚才讲有阶级斗争，特别表现在意识形态上面的，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些方针在我们党里头还有相当多的同志不甚了解，有一些同志不大赞成这样的方针。采取这些方针有什么理由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种使得文学、艺术、科学能够繁荣起来的一种方法，也是一条方针。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党功劳太大，在中国社会的威望太大， 这就发生一个危险，容易包办代替，用简单的行政命令行事。所以，我们特地请几个民主党派来监督我们， 并且跟我们长期共存。所以， 现在的方针不是收，而是还要放，现在还是放得不够。思想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不是用粗暴的方法能够解决的。我们应当提倡大家公开民主的讨论、平等的讨论，互相争辩，这样的方法就是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如果我们是采取放的方法， 采取说服的方法， 我们的国家就会兴盛起来。 专政是对付敌人的， 民主是对人民的。人民内部的关系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如果我们搞错了，把专政的范围扩大到人民内部，凡是有矛盾、有问题的时候就用压服的方法， 那末我们这个国家就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失。 而且总有一天要回过头来，有压服不了的时候。人民内部矛盾发展起来了，又不要压服，不要用行政命令，这样一来是不是很危险？据我看，没有什么危险。不同的意见只会因为辩论、民主的讨论而得到正确的解决，得出真理，文学艺术方面会更活泼，会发扬创造性，科学方面会要更加发展起来。这种功效不是一年两年看得出来的，可能要十几年到几十年才能看得出它的效力来。 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就是要转入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 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现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

1957年 3月 121 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这么一放，会不会天下大乱？ 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不会。 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不管刮多大的台风，我看人民政府、 共产党、 老干部、 新干部，只要是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吹不倒； 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的，那就要吹倒一半；一点心思都没有，跟人民敌对的，那末就该吹倒。批评是可以的，但是批评的结果，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绝对不能像敌人所希望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这是原则性，必须如此。我们要发挥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作用，他们可以做一些我们所不能做的工作。要同他们讲真心话。关系政策的事情不要用两套，不要党内一套、党外一套。现在要提倡艰苦奋斗。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 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位， 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毛泽东最后说：全党应当加强思想工作，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就是思想工作，思想问题。 同日下午二时，乘专机到达上海。五时，到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说：现在是一个转变的时期，由革命到了建设。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 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 122 1957年3月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这个问题不能怪同志们。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作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比如讲群众闹事这样的问题，是若干个别的现象，但是会经常不断地有，因为官僚主义总是会存在的。凡是出官僚主义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群众就可能闹事。那末，出了闹事的事我们怎么看？应该看到这是正常的现象，并且把处理闹事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对于知识分子，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 （还有十一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上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人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知识分子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它本身的性质要逐步变为工

1957年 4月 127 传部部长许□青先后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谈了以下内容：（一）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再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 “ 治病救人” 一条，过去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的，经过七大、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总之， 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党与群众，有的隔着一张纸，有的隔着一层木板，有的隔着一堵墙。 第一书记要经常接近党外的人，要跟他们交朋友，经常把底拿出来。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 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 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中央的精神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我们要靠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不能靠压，也不能靠简单几篇文章。共产党对人民是讲民主的，国民党对人民才是搞专政的。（二）毒草怎么能够避免? 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党外人士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巴金向我说杂文难写。我说有两条：一条是共产党整风，整好了，就有自由批评 128 1957年4月的环境了；还有一条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不怕什么的。当然， 讲真理也有选择时机的问题，但不要真理不敢说出来。（三）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 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闹事闹够，坏花也放，形式上看来是右倾了一点。可是如果不如此，来一个不准闹，草率收兵，开除，虽然简单明了，痛快一时，但是这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路线，与我们的群众路线是不符合的。说服群众不是简单化的办法能解决问题的。任何事情处理过分了，就会变质的。对牛鬼蛇神、迷信的东西，它们有观众，不能压，只能搞些好的东西，与它唱对台戏。我心里想，应该让社会复杂些，各种对立物都有，我们的任务就是提高大家的科学知识。（四）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人党条件不能太高。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人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 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

1957年 5月又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1958年 11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仍任主任。

1957年 7月 187 听取上海市工作汇报，柯庆施、刘晓〔1〕、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魏文伯、刘季平、石西民、舒文〔2〕等参加。 同日晚上，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对上海各界人士发表讲话。毛泽东说：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百多天了。这一百多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每一个运动都证明，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 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比如这一次，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就是说，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那个时候我们讲不要怕，我们党里头就有一些同志， 就是怕天下大乱。我说，这些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没有看见大局面，就是没有估计到大多数是好人。无论什么地方， 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现在把火放起来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们的同志烧好。一个时期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就是两股风来吹：一个是大多数好人，他们贴大字报，讲共产党有缺点，要改；另外是极少数右派，他们是攻击我们的。多数人的进攻是应当的，攻得对，这对我们是一种锻炼。右派的进攻，对我们也是一种锻炼。 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那末，革命和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哪一个方向呢？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 〔1〕刘晓，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2〕舒文，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 188 1957年7月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 共产党领导好不好，要不要？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辩论一次好。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经过长期精神准备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短促突击，在六七年之内，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 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各种意识形态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学校教育、文学艺术， 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这次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我看过了七月，到了八月那个时候就可以和风细雨了。有些人非常怕改造，说改造就出“自卑感”，越改造越自卑。我看不应该这样解释。改造这个东西，应该是越改造越自尊，因为是自己觉悟到需要改造。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 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 我希望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两方面都有，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一样，你要顺那个水，不要离开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不要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 群众也可能犯错误，要好好跟他讲道理， 用好好讲的方法他不听， 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没有别的出路。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上海的一个资本家讲的，我这

1957年 10月 221 同日下午三时，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邓小平就全会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作总结发言。毛泽东讲话，要点如下：（一）这次会议的评价。 这样的中央全会，实际是三级干部会， 对于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有好处。最好每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因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工作复杂得很。建议各省也开一次全省性的三级干部会或者四级干部会，把问题都扯清楚。 （二）整风。湖北提出这样的口号：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广东采纳这个口号。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 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这表示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那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 群众斗争的形式， 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 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我们党有个民主的传统，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在这样的基础上，集中制就更加巩固了。 （三）农业。四十条加以修改后，不久就可以发出去，请同志们在农村中很好地组织一次讨论。请你们注重抓紧搞一搞这个农业规划。省、地、县、区、乡、社都要搞农业规划。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 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我看，我们有个四五十 222 1957年 10月年，事情就好办了。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 苍蝇、蚊子，我是很注意这四样东西的，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 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也要公开教育。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 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不行。十二年过去两年了，十年之内必须要精通工业、农业以及其他各业的技术和业务，把自己还有许多人都变成又红又专。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就要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庞大的技术专家队伍。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小平同志讲了，当然是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四）两种方法。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过去革命，这种方法、那种方法，这种政策、那种政策，党内有过很多不同意见，结果我们采取了一种比较适合情况的政策。建设的方针也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们也要采取比较适合情况的方针。苏联

1957年 11月 251 南战争。法国人被胡志明打得呜呼哀哉，于是乎有日内瓦会议， 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第五件，苏伊士运河事件。 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进攻，打了几天，苏联人讲了几句话，就缩回去了。当然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全世界在讲话，反对英法侵略。 第六件事是叙利亚。美国作好了计划要打，又是苏联人讲了几句话，还任命了一个将军。做了这两件事，他们说不好打了。第七件，是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由这七件事，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永远地抛下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 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 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第八件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第九件是荷兰退出印尼。第十件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 我看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他，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他。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这叫做各个 252 1957年 11月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二）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说： 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 这个头就是苏联， 就是苏共中央。我高兴哥穆尔卡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上准备签字。这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粧。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日斗，二日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 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 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 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 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 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 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