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 年

1月 2日晨，阅杨尚昆为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问题来电话的记录，批示：“告杨尚昆同志：可以在一月六日以前（一月四日或五日）在杭州接见，不发消息。” 同日从上海到达杭州，住汪庄。 1月 3日写关于送阅《史记•项羽本纪》的批语：“《项羽本纪》 ，送各同志阅，几天还我不迟。这个新版《史记》〔1〕，标号及注解，都很醒目，好看。” 1月 4日写信给李讷：“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 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 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 读了秋水篇〔2〕，好，你不会再做河伯〔3〕了，为你祝贺！” 〔1〕指 1959年 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新点校本。 〔2〕秋水篇，即《庄子•秋水》。 〔3〕河伯，传说中的黄河水神， 《庄子•秋水》中的主人公之一。秋天涨水，百川灌河， 河伯盲目自大，以为天下浩大壮观之水都归集于己。他顺流而东行，到了北海，看不到海水的尽头，方知自己渺小，于是望洋兴叹。

1月 5日下午，同本日到达杭州的周恩来谈话。周恩来汇报他在北京就科伦坡亚非六国会议关于调解中印边境冲突的建议， 同锡兰总理、科伦坡六国会议召集人班达拉奈克夫人和印度尼西亚的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会谈的情况。〔1〕毛泽东表示同意。 同日下午六时，在杭州会见班达拉奈克夫人，谈中印边界 〔1〕周恩来在同班达拉奈克夫人和苏班德里约的会谈中曾表示：对科伦坡亚非六国会议为促进中印两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所作的努力表示欢迎。接着指出，这个建议中还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中国政府准备在对下述两点解释达成谅解的情况下，接受六国会议的建议作为双方官员会晤的初步基础。一、中国边防部队将按 1962年 11月 21日中国政府声明的既定计划，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后撤 20公里；会议的建议关于印度军队保持现有军事驻地的规定，应该适用于中印边境全线，而不仅适用于西段。在东段，中国政府的理解是，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的 1959年 11月 7日实际控制线以南的地区， 印度方面将继续像它现在所宣布的那样， 不派遣它的军队进入， 而只派入民政人员。二、中国边防部队在按中国政府声明主动后撤到 1959年 11月 7日实际控制线 20公里以外的地方时， 将远离他们1962年 9月 8日的位置。 这样， 在东段的扯冬地区和朗久、中段的乌热和西段印度曾经设立 43个据点的地区，将没有中国边防部队驻扎。为了促进中印双方直接谈判，在印度军队和民政人员不再进入这些地方的情况下，中国方面愿意在和解道路上再迈进一步，不在这些地方设立民政检查站。 182 1963年1月问题和科伦坡六国会议，周恩来、陈毅、霍士廉等在座。毛泽东说：欢迎总理阁下和其他朋友在促进中印和谈方面所做的努力， 但愿中印两国能够重新和好起来。解决中印边境冲突问题，第一步要双方妥协，脱离接触；第二步双方谈判。不脱离接触，难免要发生冲突。我们同缅甸的边界问题完全解决了，中尼边界问题已经解决了，就要树桩，中巴边界问题也取得了原则协议，希望中印边界问题也是经过谈判解决才好。现在中印边界问题未解决， 出了纠纷，需要朋友们协助解决。如果印度同意谈判，那就愈快愈好。过去闹了四年，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如果能很快解决，就可以省掉朋友们的奔走。现在看来，朋友们的奔走还省不了。六国会议能开成功，很好。 同日晚上，在杭州会见苏班德里约，周恩来、陈毅等在座。 毛泽东询问了印度尼西亚收复西伊里安的情况。在谈到民族独立问题时，他说：我们必须有独立的政治，独立的经济，独立的文化。在谈到将来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时，毛泽东说：最好还是要印度参加。如果它实在不来，也没有办法。印度现在不参加，将来总还是要来参加的。 1月 6日下午，在杭州会见袴田里见〔1〕一行，廖承志、 伍修权、赵毅敏、江华等在座。当袴田里见说毛泽东身体很健康时，毛泽东说：工作精力和视力都比过去差，这是自然发展规律。 当袴田里见说日共和印尼共产党关系非常友好时，毛泽东说：这是兄弟的关系，同志的关系，并没有压力。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凡是只依靠外国才能制定自己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革命绝不会成功，哪怕是 〔1〕袴田里见，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1月 7日下午，同刘宁一、廖承志、赵毅敏、伍修权谈话。 在廖承志介绍日本情况时，毛泽东说：日本共产党应重视统一战线。对垄断资产阶级的认识，亲美的和反美的，应一分为二，要区别对待。日本共产党对中小资产阶级是认识了，但对垄断资产阶级还未认识。 1月 8日晚上，同周恩来谈话。在谈到一九六三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基本建设，特别是有关农业、市场、财政和精简等问题时，请周恩来就上述问题代中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提出一些问题，准备二月上旬各中央局书记先到京时谈谈。九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杨尚昆，向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传达毛泽东三点意见: (一）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暂不发表，待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发言后，连同他在最高苏维埃会上的发言一并 184 1963年1月答复。（二）出席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增加几名秀才。（三）二月五日起先开有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小会，二月十日再开有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将起草的会议通知稿送刘少奇、邓小平核阅，二十二日毛泽东审阅后发出。 同日阅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关于各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准备印发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 同日将所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书赠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 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 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一月九日，又将这首词书赠周恩来。 1月 10日同江华、林乎加等谈话。毛泽东说：要有计划地训练干部，除了原来的两本书（《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生活》） ， 还要加上阶级斗争这一课。整社主要是整党，把党整好了，树立了骨干核心，才能把社整好。整社要用几年才能整好。 早稻应该学习江西， 多种一些， 因为早稻比较保险， 没有台风， 风调雨顺。 油菜及其他油料作物也不能忽视。海产问题，把小鱼也打了，真是竭泽而渔。他还说：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缺乏思想准备，看第三个五年计划后是否有点经验。 同日离开杭州，前往南昌。 1月 12日下午，在南昌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和在中国工作即将回国的巴西专家卡瓦略夫妇，杨尚奎等在座。 毛泽东详细询问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情况。 关于国家的建设问题， 毛泽东说：我们开始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又不会做教育工作。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十三年的经验中，和过去革

1月 14日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十五日下午，离开南昌。 1月 16日晨，到达长沙。十八日，同王延春、胡继宗、华国锋等谈话。王延春汇报湖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 毛泽东要他写成材料报告中央。十九日，离开长沙。 1月 20日晨，到达武汉，住武昌东湖客舍。晚上，同王任重谈话。 1月 21日在武昌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二副主席约多一行， 王任重等在座。毛泽东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他说：我们过去开展军队工作，在长时期内只注意下层，不知道做上层工作，以为军官都是反动派，结果吃了亏。军队是军官掌握的，特别是团长以上的高级军官掌握的。后来我们注意做国民党军队的上层工作， 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有一批国民党军官让我们争取过来了。 在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广大地区，这些国家的马列主义者要找同盟军，就要到农村去找。如果要学习国际经验，这是最主要的经 186 1963年1月验。列宁主义最主要的是团结农民，建立工农联盟问题，这是最基本的统一战线。有几个国家的经验可以研究，一个是越南，一个是老挝，一个是古巴，一个是阿尔及利亚。在谈到中国的人口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现在人口太多了，大约六亿八千万，人口无限制增加也不是好事。要像日本、法国一样来一个计划生育。 在法国、日本，可能还有德国、英国，都有控制，我问过日本人。 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控制，是无政府主义，最后总要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资产阶级能做的，难道无产阶级不能做到吗？资产阶级学到的技术，无产阶级也会学到。 资产阶级能达到的生产水平， 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也应当达到。资产阶级能控制人口的发展， 难道马列主义者的我们不能做到吗？ 1月 25日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批示：“小平同志：二十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社论于二十七日发表。 1月 27日同王任重、张平化谈话。 1月 28日在武昌会见古巴《革命报》国际部主任贝尼特斯和摄影部主任萨拉斯。毛泽东说：我认为美国很怕古巴人，美国人怕你们的《革命报》就是证据，你们的图片展览能在美国举行吗？我们不要怕美帝国主义。进步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开始时看起来总是弱小的，而反动力量是强大的，正像你们古巴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几支枪，但你们还是胜利了，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 把美帝国主义赶走了。我们中国也是这样。世界人民最终都要起来革命的。在拉丁美洲，在古巴革命以前，这一点不很清楚。在古巴革命以后，就向拉丁美洲人民证明了，虽然离美国很近，只要斗争，也可以取得胜利。这种形势过去在非洲也不很清楚，现在也日益清楚了。

1月 29日下午，同王任重谈“五反”〔1〕问题。之后，乘专列离开武汉。

2月 1日下午，在邯郸听取林铁〔2〕、刘子厚、万晓塘、力矢、庞均、刘英〔3〕等汇报工作。他们主要汇报整风整社，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贯彻中央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六十条”的情况。当汇报到河北省委、地委、县委负责人亲自原原本本地讲解公报、决定、“六十条”，全省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党员都参加了听讲时，毛泽东说：这是个很大的教育运动。要把这个由负责人讲课的方法介绍到全国， 介绍谁开讲， 怎么个讲法。当汇报到群众拥护“六十条”，认为“六十条” 就像拉锯有了墨线一样时，毛泽东说：有了 “六十条”就有了准则了，有了规矩了。“六十条”就是公社的章程，就是农村搞社会主义的章程。没有这样一个章程，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农村怎么搞好呢？ “六十条”是从广州会议时搞起，加上以前合作社时期还搞了个章程，不是短期就搞出来的。毛泽东问生产队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刘子厚答二十八户。毛泽东说，二十八户，不小， 不算很小。当了解到河北的三类队占百分之十五时，毛泽东说： 这里的基本问题是干部班子问题。 2月 2日回到北京。 2月 5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二月中央工作会议 〔1〕“五反”，指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2〕林铁，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政治委员。 〔3〕力矢，当时任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庞均，当时任中共邯郸地委第一书记。 刘英，当时任中共邯郸市委第一书记。 188 1963年2月从明天起先开小会。 2月 6日—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大中城市集市贸易、粮食、增产节约、精简、劳动工资和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等问题，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做准备。 2月 6日审阅修改陈伯达二月三日报送的《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一文，将文章的标题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 一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在引言部分“要提一下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们的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一篇”。 同日向陈伯达推荐《内部参考》刊登的波兰刊物上的一篇介绍古巴对苏古分歧的看法的文章，写批语：“古巴的看法是正确的，值得一看。”文章指出：古巴认为目前世界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殖民地革命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对帝国主义说来，冲突的主要地区和攻击目标不是早已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而是正在争取解放的国家；苏联强调用和平经济竞赛战胜帝国主义，而古巴认为殖民地解放和革命将带来帝国主义的灭亡，对帝国主义不能执行退让政策。 同日批示将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一月二十七日给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的报告 《当前西欧党内左派力量的情况》〔1〕 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1〕这个报告说：最近西方舆论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后对国际共运形势的评论有一点颇为值得重视，即认为赫鲁晓夫拥有的“多数”巳成问题。报告引述洛桑报的评论：“中共在同苏联的斗争中逐渐表现出不是那么孤立”，而是“这一集团还要加强”，亚洲的党大多数“巳表明爱好谁”，古巴“无疑已采取了支援北京的立场”， 认为赫鲁晓夫最愕然的是“他竟然在东德也发现毛的拥护者”。

2月 9日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2月 11日—2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全面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简任务的决定；关于粮食工作和农产品收购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规定；关于讨论试行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和对当前中小学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关于一九六三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会议还讨论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 2月 15日阅张平化二月十四日报送的中共湖南省委二月八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1〕，批示：“湖南报告很好，印发会议同志研究。河北的经验也很值得介绍，请河北省委 〔1〕中共湖南省委的这个报告说：湖南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当前阶级斗争是激烈的， 不论农村或城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嚣张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刮得很大。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严重的，一部分党员和干部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影响之下，巳经变质或正在演变。湖南起初把注意力集中在纠正单干风上面，没有彻底揭露各种 “牛鬼蛇神”的面目，因此没有能教育干部和解决干部本身的问题。去年 12月下旬对全省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进一步的部署，把重点放在阶级教育上面， 强调彻底地揭开当前阶级斗争的盖子， 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 教育干部， 发动群众。 鉴于这次运动的特点是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 而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运动中坚持了从上而下、先内后外的原则，先教育干部，后教育群众，先解决内部问题，后解决外部问题。我们突出地抓住了训练干部这个最重要的环节，干部的问题解决不好，到群众中去就一定会搞乱。在群众中开展运动，强调由点到面、有条不紊地进行。在运动中，串连组织贫农，树立贫农优势，组织好阶级队伍。一个多月的运动，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打退了敌人的气焰，遏止了黑风， 进一步巩固了集体经济，促进了当前生产。 190 1963年2月同志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写一个不长的报告，印给会议同志们看。”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一行，刘少奇、彭真、贺龙等参加。毛泽东说：你们在东南亚站住了脚，我们感到很高兴。你们的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有发展，希望你们继续巩固、继续发展。你们是王国，尼泊尔、 阿富汗也是王国，同我们都是友好的。总统制国家也有些是帝国主义国家、反动派当权的国家。所以我看问题不在形式，而在实质。毛泽东还提醒西哈努克要警惕颠覆和暗害活动。 同日审阅修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稿的引言部分，加写一段话， 其中说：“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 才能够团结起来。” 十六日，再次审阅这篇文章的引言和第二部分， 将第二部分的标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三次大论战”，改为“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并批示陈伯达：“有了一点修改。第二章的题目都换了，你看如何？ 再打清样送我看。以下各章改的情况如何? 请打清样即送我看。” 2月 17日审阅中共中央本日《关于发表赫鲁晓夫讲话等

2月 18日上午，审阅修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 ——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稿第八部分。针对苏共不在苏联的报刊登载和不在电台广播中国答辩文章的情况，加写一段话，其中说：“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 ? 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 ‘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 ,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 你们不信任人民， 人民不信任你们， 你们脱离群众， 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 ,朋友们， 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 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 。 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改后批示： “请伯达阅后，加以斟酌， 再打清样送我看。 ”在十八日下午陈伯达送审的按毛泽东的修改打印的第八部分的清样上，毛泽东将这一部分的标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1〕这个通知说：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由《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赫鲁晓夫1962年

2月 19日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张国华〔2〕关于中印边境东段自卫反击作战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当张国华讲到这次作战对参战部队也是最实际的一次考验时，毛泽东说：特别是五十五师，从青海的西宁出发，用卡车送，就是在路上动员的，差不多是一到就打。一三〇师在四川，是个生产部队，放下锄头就上车，也是在路上做动员工作的，一到就打， 很仓促。就是你这个将军也是临时派去的嘛。开头谁想打呀？没有想打嘛。你十号走，二十号打仗，从动身到打仗，中间只有十天。 我也来不及见你。当张国华讲到印军营以上的指挥员在战斗中没有起到作用时，毛泽东说：我们要注意.在座的同志们，你们总要准备打仗，不要以为天下太平，四方无事。总是要注意军事，只搞文，不搞武，那个危险。各大区的同志，省委的同志，中央的同志，你们要准备打仗。当张国华讲到我们这次打的是军事仗， 更是打的政治仗时，毛泽东说：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 〔1〕1963年 2月 18日，邓小平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说：“刚才同伯达、康生在主席处谈伯达主稿的长文，他说要我们一块谈一次，定稿。发表时间原定二十五日，可能推迟两天。请你们先看看。谈的时候快一些，争取三次（每次三时半） 谈完。” 〔2〕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2月 20日阅中共河北省委二月十七日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1〕，批示: 〔1〕中共河北省委的报告说：在 1962年 10月省委工作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各县三级干部会议后，就在全省向广大农民群众传达讲解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六十条” 修正草案，和毛主席关于阶级、 形势、任务的讲话，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取得很好的效果。现在整风整社已进入第二阶段，普遍学习、贯彻 “六十条”，抓四清（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贯彻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估计全省整风整社运动在 3月底或 4月初可告一段落。 这次运动的基本做法是：原原本本地传达贯彻十中全会的 3个文件；各级党委书记带头深入社队，亲自开讲；先上后下，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群众，层层发动， 步步深入，搞好试点，取得经验，指导一般。 194 1963年2月 “此件印发会议各同志。请各同志连同湖南那个报告（已印），一起加以研究。两个报告各有特点，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河北省委这个报告、 湖南省委二月八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五月二十日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一下发。 2月 21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 刘少奇、叶季壮等在座。 毛泽东称赞古巴人民是好同志、好朋友、 好人民，古巴党是好的党，古巴有好的领导者。关于中古两国的贸易，毛泽东说：再过几年情况会好一些，贸易会更多一些。我们两个国家差不多，是穷国，工业不发达，地下矿藏未开发。我们建国已经十三年了，经验还很缺乏，现在正在总结经验，相信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经验，可以给人家参考， 你们也有经验，可以互相参考，互相交流。中国国家大，人口多， 离美国又远，人家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不足为奇。古巴国家小，只有几百万人口，离美国又那么近，但是革命胜利了，还站住了， 所以人们很注意。有些拉丁美洲的人来中国研究革命经验，我劝他们先去古巴，先去研究古巴的经验。中国的斗争有一个缺点， 就是时间长，从一九二七年起到一九四九年共用了二十二年。毛泽东还说，美国的手伸得很长，在中国周围建立了军事基地。现在我们的仗还未打完，台湾尚未解放。 2月 23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二十二日由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交来的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来信提出，要停止公开论战，要召开国际会议，为了筹备国际会议，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毛泽东在会上说，这个事情不宜迟，我马上要见契尔沃年科。会议后， 立即会见契尔沃年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伍修权

2月 24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2月 25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刘少奇《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 报告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争论的性质和问题、 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三个问题。 当刘少奇讲到这次斗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时，毛泽东说： 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当刘少奇讲到我们对修正主义的策略原则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时，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对我们也是这样的，也是又团结又斗争，斗了一气之后，写信来又要开会。当刘少奇讲到不是以让步求团结时，毛泽东说：但是某些让步恐怕还是要作，比如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那个时候我们所作的让步。当刘少奇讲到所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际上只是对左派或者可能接受马列主义立场的人才是可能的时，毛泽东说：承认阶级斗争的学说，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承认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学说， 而不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学说，否认阶级，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三无世界，首先是无阶级， “全民”

2月 26日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毛泽东说：各省农村工作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 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 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 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 198 1963年2月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讲就要备课，对自己也是提高，要提问题讨论，要解答。贫下中农组织一定要搞。第一步找贫下中农开会，然后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我们现在究竟怀的是什么孕？当有同志提出现在严重的问题在于党的建设时，毛泽东说： 要重新整党。有的党员开会不到，什么作用不起，意志衰退，他起不了模范作用那就请他不要做党员了。要加强党的经常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整党建党要抓，要当作大事情搞。毛泽东还说： 党代会明年开好。我们的工作到明年会做得更好一些，粮食也多一些，国际形势也会好一些。今年在于增产粮食一百五十亿斤。 要把粮、棉、油抓好。今年夏天再把农业纲要四十条议一议。下次会在七月半或七月下旬开，在这期间不再找你们了。 2月 28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平行作业，邓小平、陈伯达、康生，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 在邓小平介绍会议要通过的文件后，毛泽东讲话。他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 一抓就灵。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让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经过这些积极分子去串连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先团结起来，然后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 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各大区的党委、省委、地委、县委要注意去争取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就

3月 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指示说：目前我们要开展的“五反”运动，是又一次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次运动，目前只在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营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不包括县以下中小学校) 中进行。在运动的各个阶段，都必须以增产节约为中心。 3月初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请求，为奖励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证书题签：“发明证书”。 3月 3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会见由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布托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团，周恩来、耿飙等在座。毛泽东说：中巴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发展。 当布托说英国不高兴巴基斯坦同中国签订边界协定，美国还从多方面反对时，毛泽东说：应该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国家无论大小，都应该是独立的、平等的，何况巴基斯坦是个大国。当布托说这次他了解到中国有很好的防旱措施时，毛泽东说：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很长时间，我们打算搞一个二十至二十五年的计划。现在我们主要还是靠天吃饭，三分之一的耕地可以利用水利灌溉，三分之二的地方还要靠天吃饭。中国有地下水， 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水库，靠大水库。有一位科学家对我说，如果我们有三百个大水库，每个水库能容十亿立方米的水，就能够解决问题了。毛泽东最后说：现在中巴边界问题解决了，你们放心，我们之间决不会因为边界问题引起争端。 3月 4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3月 5日 《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

3月 6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中央总书记阿马索纳斯率领的巴西共产党（新党）代表团，邓小平、伍修权等在座。 毛泽东说：欢迎你们。你们是马列主义的党，是决心搞革命的。 现在有好些党，号称共产党，但决心不搞革命。毛泽东在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革命是往返曲折的，不是笔直的。失败， 胜利，又失败，又胜利，直到最后胜利；后退，前进，再后退， 再前进，直到最后胜利。古巴革命的经验，也是经过多次反复， 才最后取得胜利。你们需要创造经验，决不要机械地抄外国的经验，我们就因照抄外国经验吃过大亏。 3月 7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答复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复信稿。毛泽东对复信稿表示赞成。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并宴请老挝国王西萨旺• 瓦达纳一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彭真、陈毅等参 202 1963年3月加。毛泽东说：印度支那三个国家都是我们的近邻，我们对你们是友好的，我们尊重你们，你们的事应由你们自己管理，外国不能干涉。外国干涉你们的内政，是一个很坏的做法。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时说：现在，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 不是我们，是蒋介石。我们没有资格进联合国，这是一件大事。 比如，英国一方面承认我们，撤销对台湾的承认，另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这样，英国每次建议同我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大使级外交关系，我们说不行。所以我们在英国是代办处， 英国不能在北京派大使。毛泽东称赞老挝国王是一位很好的国王。 3月 9日中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决定今日将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复信交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并把复信的副本交给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驻中国大使。复信说，中国共产党赞成停止公开论战， 决定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发表文章作公开答辩， 赞成召开兄弟党会议，赞成为筹备兄弟党会议而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3月 10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邓小平等开会。会议决定在报纸上发一消息，说明邓小平同志接见了苏联驻中国大使，交换了信件，并肯定有必要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消息。 3月 13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代表团、委内瑞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全国书记处书记雷那尔多• 蒙迪亚和巴拉圭妇女代表别德玛夫人〔1〕，王伟、王照华、 〔1〕别德玛夫人，原任巴拉圭民族阵线财务书记。

3月 24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同日阅张干〔1〕来信，信中说他和他的女儿均需人照顾， 请求帮助将其外孙女从山西调回长沙工作。毛泽东批示： “请中央组织部商山西省委，酌情处理。写信人张干，是我四十五年前师范学校的校长，现年大约八十以上了。” 同日致信周世钊，信中说：“老校长张干（忘其别甫，是否叫作次崙）先生，寄我两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助其女儿 〔2〕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得到否？ 如办不到，可否另想方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 3月 28日复信戴毓本〔3〕 ： “去年十月的信早就收到了， 很是高兴。近情如何，望告。生活上如有困难，不妨见示。”

3月中旬审阅刘少奇在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讲话的整理稿。对讲话中关于斯大林犯了肃反扩大化错误的一段话，批注：“仅仅依靠公安部，不依靠党和群众去肃反。”对讲话中关于斯大林在党和国家组织以及群众组织、经济组织中没有正确地实行或者违反民主集中制的一段话，批注：“他们在党内关系不是平等的，各级领导人具有特权。”在讲话中说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不适当地干涉某些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 一句后，加写：“替各国制定纲领， 具体政策，以至人事安排。” 3月 16日中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3月 18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阿尔及利亚《非洲 〔1〕王伟，当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照华，当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吴全衡，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 204 1963年3月革命》周刊社长雅克•弗吉斯和民族女英雄贾米拉•布伊海德。刘长胜、 吴冷西等在座。 毛泽东称赞阿尔及利亚是战胜帝国主义的榜样， 他们的经验对亚非拉人民是一种贡献。他说：我对一些非洲朋友说值得到阿尔及利亚去看看，拉丁美洲的朋友应该到古巴去看看，这些经验更直接。中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参考，但中国的经验有一个缺点，就是时间太长。中国的经验可以当作一种经验来研究，研究成功的方面和失败的方面，就是说正确的方面和错误的方面。革命总是要经过反复斗争的，做得好可以把政权保持下去，不脱离群众。 凡是脱离群众的，非失败不可，凡是胜利了，都是由于得到群众的支持，凡是胜利了又失败，一定是脱离了群众。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非洲外宾，刘宁一、刘长胜等在座。毛泽东说：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一位外宾说：整个非洲解放运动是以毛主席所阐明的哲学即“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指导思想的，在非洲解放运动中这一句话比任何其他的话得到更多地运用。毛泽东说：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即是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建立独立的国家。我们应当互相团结、 支持，互相帮助，亚、非、拉三大洲人民的团结很有必要。 3月 19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3月 20日遵毛泽东之嘱，林克写信给臧克家。信中说：“主席嘱将他这首《满江红》词送《诗刊》发表。词内用了三个典， 即‘蚂蚁缘槐称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请 《诗刊》作注后，再送主席阅。主席词发表时请附郭老原词。” 同日下午，审定杨尚昆送阅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口头通知的信件。晚上，杨尚昆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面交中共中央的答复信件。 3月 22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古巴武装部军训部

4月 1日本日回到北京的契尔沃年科提出受苏共中央委托要求会见毛泽东，当面递交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并陈述该信的内容。毛泽东委托周恩来、邓小平见他。二日上午， 周恩来、邓小平会见契尔沃年科，接受他递交的苏共中央 〔1〕张干，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任该校校长。 〔2〕应为外孙女。 〔3〕戴毓本，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等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 206 1963年4月的信。三日，苏共中央将这封信公开发表。 4月 3日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来信。毛泽东说：来信太长，我还没有看完，想先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谈了意见后，毛泽东说：既然大家有这个印象，就是赫鲁晓夫集团要把他们的路线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那末我们索性把苏共中央这封信在《人民日报》发表，让大家研究。我赞成我们应该准备一个对案，可以采取答复他们的来信的形式，采取正面提出意见的形式，而不是采取同苏共来信争论的形式。此事由小平同志负责准备，弄好以后再提到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会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立即开始对苏共中央复信的起草工作。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来信。 4月 5日写信给毛岸青：“亲爱的岸青儿：前后各信都已收到，因忙未复，你会谅解我的心情吧。我爱你，我念你，我对你好。你不要误会。你的病要改性急，是为至盼！” 4月 6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4月 7日晚上， 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哥伦比亚“工人、学生、 农民运动”代表团，刘长胜等在座。毛泽东询问哥伦比亚的地理位置、面积、人口等和游击战争发展情况。他说：不能机械搬用外国经验，但可以参考外国经验。外国经验毕竟是外国人的，自己没有参加没有体验就不是自己的经验。会见后，乘专列离开北京。 4月 8日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林铁、刘子厚、阎达开、 万晓塘汇报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的情况。当汇报到天津 “五反”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反浪费是很要紧的，这个问题很大，抓住这个问题后很多问题就抓起来了。发动群众是根本

4月 9日到达济南。听取白如冰、杨得志、袁升平、杨岩 〔1〕汇报山东工作。汇报说，山东有个地方修宗庙，一个地主坐在上面，他以族长身份要人家叩头，许多党员、团员向他三拜九叩。毛泽东说，这是封建复辟活动。毛泽东问：今年山东的小麦怎么样？白如冰答：一九六二年小麦实际产量是四十一亿斤，今年可能收获五十亿斤。毛泽东说：山东是大省，要增加一点库 〔1〕袁升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杨岩，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秘书长。 208 1963年4月存，要把经济作物搞上去。汇报到山东社会秩序今年比去年好， 群众生产热情很高时，毛泽东说：总的说来，我们的政策上了轨道。共产党不能把事情办好，我就不相信，办错了事，就改嘛！ 汇报到山东目前货币流通量过少，对生产生活发生了不利影响时， 毛泽东说：山东这样大的省只有四亿多货币流通，太少了，解决这些问题要快。 汇报到一九六二年全省人口净增一百五六十万时， 毛泽东说：人口增长得太快了，要想个办法。汇报到农村干部和群众经过社会主义教育，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时，毛泽东说： 如果我们不整风，哪个县都要出修正主义。汇报到“五反”问题时，毛泽东说：“五反”要有步骤地搞。民主党派不搞“五反”， 他们没有什么责任，主要整共产党。“五反”不要搞到工人当中去，但对工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对小偷小摸，主要是正面教育。要洗温水澡，要使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心情愉快。对一些犯有严重贪污盗窃和其他罪行的人，可以实行劳动改造，不要杀人。至于有血债，民愤大，不杀群众很不满意、 脱离群众的，又当别论。群众揭发的，有些不一定正确，要经过调查研究，不忙于做结论和处理。要实事求是，不要搞逼供信， 不要逼死人。汇报结束时，毛泽东拿出中共河北保定地委四月四日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的报告给白如冰，说这个报告很好，请山东很好地研究一下。在保定地委的报告谈到干部“多吃多占的，进行检讨和退赔，一般不给处分”处，毛泽东写了一个批注：“干部多吃多占，原则上应当退赔。一时退不起的，可以分期退。个别情节较轻，本人检讨也好，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经过群众讨论，认为不必退的，可以不退。——中央注” 4月 11日到达南京。听取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江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和生产情况的汇报，并向江苏省委介绍保定地委在农村幵展“四清”运动的经验。

4月 12日听取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汇报部队训练情况时，指出：野营训练是一种好方法，应该在全军推广。 4月 13日到达上海。 4月 14日阅张闻天四月五日来信。张闻天认为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绝不是为了认真谈判，谋求真正团结，而是为了制造有利条件，继续同我们作斗争。他建议中央写一复信，重申双方争论不是为一些具体措施，而是有关战略策略的原则问题，并利用一切机会广泛地公开地宣传我方观点，批评对方观点。毛泽东批示：“送小平、康生、伯达、彭真、总理阅，尚昆存。” 4月 15日到达杭州，住汪庄。 4月 17日晨四时，批示林克：“讨论对苏复信，请邓小平、 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四同志于本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来杭州。 请你通知，叫他们如期来此为盼！”十九日，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第二次稿。二十一日，邓小平等四人到达杭州。 4月 17日、18日在杭州连续两次会见巴西的共产党 （老党） 中央执行委员特莱斯、米兰达，伍修权、李启新在座。毛泽东向客人详细了解巴西的社会性质、政治情况和经济情况，民族资本和外债、外资情况，人民的生活水平等。他介绍中国革命失败和胜利的经验时指出：如果中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参考的话，不仅仅是正面的，而且还有失败的经验，重要的是失败的经验。革命要夺取领导权，没有比资产阶级政党更革命的口号和纲领是不可能的。什么叫领导权，领导谁？第一个是领导农民，包括半无产者贫农和小有产者中农，第二个是要领导资产阶级左派，第三个是要领导知识分子的左派和中间派。 4月 20日阅外交部党委关于拟即提请国务院任命刘晓为外交部副部长的请示报告和周恩来认为照刘晓现在的健康看来， 210 1963年4月下去看看可以，下放尚有困难的意见后，批示：“总理：下去了解情况，是刘晓同志本人的要求，我也认为有此必要。他身体情况不宜下放，可以发表为外交部副部长，每年仍可以一段时间到一些省、市作些调查研究工作。” 4月 23日到达上海，住西郊宾馆。 4月 24日下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阿联（今埃及）部长执行会议主席萨布里一行，周恩来、柯庆施、章汉夫〔1〕等在座。毛泽东对埃及一九五六年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表示赞赏， 说：那时你们的局势很好，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不敢继续进攻你们。你们是勇敢的国家，你们的人民是勇敢的人民。他向萨布里了解尼罗河上的阿斯旺水坝工程的进展情况和建成后的效益，说这是一项大建设。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局势有了很大变化，你们和我们两国都把帝国主义赶了出去，一大批亚非独立国家出现了。 同日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代表团，杨成武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两国是友好的国家，两国军队也是友好的。在谈到中国革命斗争时，他说：我们跟蒋介石和日本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主要一条经验是，要同群众结合起来。 什么时候跟群众合作得好，我们就得到发展；什么时候脱离群众， 我们就犯错误，就失败。他还说：印度尼西亚现在要收复西伊里安，值得庆贺，是一件大事。印度尼西亚土地好，人民好，资源也丰富，将来一定会发展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4月 25日上午，召集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研究中共 〔1〕章汉夫，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4月 26日上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再次会见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柯庆施、李庄〔1〕在座。毛泽东说：昨天我搞了三场，会见了古巴同志，开了个会，又会见你们，神气不足了，没有讲完。他说：你们研究中国的情况，要有马列主义的分析，看好的，也看坏的。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对立统一。你们要学点外国文，至少学一种，不学点外国文，要深入研究马列主义就困难些。我还在勉强学，是小学程度的英文，读哲学、经济学是可以的，勉强能读政治的，别的不行。毛泽东再次谈到中国的“五反”， 他说：我们这次的“五反”报上不登，鉴于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三年搞“三反”、“五反”运动，报上一登，出了许多问题，搞错了许多人。这次“五反”，我们要谨慎一些，在工厂、 机关内部展开批评。 同日到达杭州，住汪庄。 4月底电话通知彭真到杭州，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指示。这个文件后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 〔1〕李庄，当时任《人民日报》编委。

5月 1日通知柯庆施、陶铸、李井泉到杭州，二日又通知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到杭州，参加讨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 5月 2日为转发宋任穷四月十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两个问题的报告和中共河南省委四月十五日关于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示。当天，送周恩来、邓小平、 彭真、杨尚昆阅办。彭真将批示电传给北京，同时在杭州的部分同志进行了讨论。三日，彭真写报告给毛泽东：“我们讨论后， 一致同意，并且认为这个批示很适时、很重要。提了点文字修改意见。请核示。”八日，毛泽东对批示作了少量修改，加了标题 《中央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批示说: “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取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批示指出： 河南分批训练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报告所说的其他各项政策也是对的。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 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 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 “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 214 1963年5月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上半年做不完， 可以在下半年做。今年做不完，可以在明年做。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批示和这两个报告，五月二十日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二下发，批示的落款由“中央”改为“毛泽东”。 同日同今天到达杭州来参加会议的陶铸、李井泉谈话。毛泽东让他们两人汇报工作，各讲半个小时，然后给几个材料〔 1〕 要他们看。 同日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海军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批示： “关于海军问题的报告，已经看过， 、认为很好，照此执行。每年检查一次执行情况。希望海军各级党委同志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同其他军种一样把海军工作做好。有错误并不要紧，只要改正就好了。 退罗瑞卿同志。” 5月 3日到达上海。 同日下午，在上海文化倶乐部会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几内亚妇女代表团，柯庆施、叶季壮等在座。毛泽东说：所有非洲的朋友，都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我们两国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如果我们有人在你们那里做坏事，你们就对我们讲，例如看不起你们，自高自大，表现大国沙文主义态度等等。如果有这种人，我们要处分他们。我们两国的情况差不多，比较接近，所以谈得来。有人想欺侮我们，认为我们生来就不行，认为我们没 〔1〕这几个材料是：宋任穷 1963年 4月 10日的报告，中共河南省委 1963年 4月 15日的报告，中共保定地委 1963年 4月 4日的报告，中共邢台地委 1963年 3月 14日的报告。

5月 4日下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阿尔巴尼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工会代表团和档案工作者代表团，柯庆施、胡耀邦、曾三〔1〕等在座。毛泽东说：前几年我们的情况不好，最近一二年比较好一些，现在政治、经济情况都比较更好些了，但还有困难，困难不少。社会上和党内还有些问题。 困难可以克服，正在克服中，问题在解决。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会生长资本主义因素。有些共产党员挂了党员的招牌 , 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子，这不是多数，但有一部分是如此，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 铺张浪费。浪费问题很大，这个问题如能适当解决， 就可以搞出几十亿美元。美国人不会借款给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借给我们，我们有个办法，就是向官僚主义者“借款”。 5月 5日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朝鲜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曹荻秋在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至今我们还没有制定出社会主义的民法和社会主义的刑法， 〔1〕曾三，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 需要积累经验。 216 1963年5月同日晚上，在上海文化倶乐部会见马里文化代表团，陈丕显、朱光〔1〕在座。毛泽东询问马里在非洲的地理位置、人口、 面积、语言、气候、河流等，指出：马里有中国的十二个江苏省那么大，所以你们国家大有发展前途。 中国大是大，但人太多， 难办，这么多人要吃饭、穿衣、住房子。他建议代表团参观人民公社不要都看好的，看一个好的，看一个坏的，比较一下。工厂要看大的，也要看中的和小的， 特别是看中小型工厂对马里有好处。 中国人对整个非洲的地理、历史都不熟悉，现在小学就应该讲地理，中学应该讲地理和历史。 5月 6日下午，到达杭州，住汪庄。毛泽东在上海的几天， 彭真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在杭州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 5月 7日— 11日在杭州召集彭真、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陈伯达、江华、胡耀邦参加的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周恩来、邓小平参加了部分会议。 5月 7日主持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毛泽东说：起草的文件，我看了，可以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问题。我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我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河南也是一个。三级干部会也开了，开了几次了，社会主义教育也搞了，但是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 〔1〕朱光，当时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

5月 8日阅中共湖南省委四月十六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四月二十二日关于树立贫农优势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问题的报告，批示：“这两个报告都好， 请同志们注意研究和参考。”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两个报告，五月 〔1〕《红楼梦》第二回中，冷子兴的原话是：“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

5月 9日对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四月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 ，将标题改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并写一个长批语。批语中说：“浙江省这七个材料，都是很

5月 10日晚上，同周恩来谈话。周恩来汇报“跃进号” 失事的情况，讲他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的情况。毛泽东就修改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稿同周恩来交换意见。 5月 10日、11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作多次修改。在决定草案稿的十个问题的前面，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段话。其中指出： “目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或指示的以外， 〔1〕“跃进号”事件， 指1963年 5月 1日中国第一艘载重一万五千余吨的国产远洋货轮“跃进号”在由青岛首航日本途中触礁沉没。

5月 16日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提出为毛主席祝寿问题的报告，批示： “两种形式都不搞，现在不搞，今后不搞，永远不搞。” 5月 1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周恩来介绍《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案）》的形成过程，传达毛泽东在杭州会议讲话的精神，主持讨论通过了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共三十六人。 5月 19日审阅修改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的通知》稿。 在通知稿的“这个决定（草案）要一直发到农村和城市党的基层组织支部”这句话后，毛泽东加写：“但在‘五反’运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城市中由各省、市、区党委控制，暂时不要将本决定(草案）下达。在农村中，则由各省、市、区党委控制，分期分批地下达，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这个运动的县、社和大队，则暂时不要下达。”《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案）》 ， 五月二十日以中共中央文件印发，有七个附件（共二十个材料)。 5月 21日下午，在杭州会见坦噶尼喀〔1〕妇女代表团，曹孟君〔2〕等在座。毛泽东询问了坦噶尼喀的经济、人口、面积等 〔1〕坦噶尼喀于1964年 4月同桑给巴尔组成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同年10月改国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2〕曹孟君，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 228 1963年5月情况后说：我们欢迎你们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摆脱外国影响。 要完全摆脱外国影响需要一个过程，我国还不能算完全摆脱了， 特别是有一部分人对西方有幻想，总认为自己不行，不如外国人。 毛泽东还向客人了解东非、西非的情况，说对非洲我很不熟悉， 很感谢朋友们给我很多知识。 5月 22日在杭州会见威尔科克斯〔1〕，就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稿征求意见，邓小平、康生等在座。 毛泽东说：我们答复苏共中央的信，还没有定稿。当威尔科克斯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文件，对方很难回答时，毛泽东说：不征求其他党的同志们的意见，这样的文件拿出去我们自己也不放心。多几个从资本主义世界来的人看一看更好，这个文件要使全世界的左派高兴，要使大多数中间派看得进去，并且使他们提高一步，要使右派像你讲的很难回答。 对这个文件第一部分总路线， 我不很满意。那一段的文字太长，有些重复，不够概括。所以， 还要十天半月才能写成。七月五日要开会，我们准备在六月中发表，不搞突然袭击。他们放肆地骂了我们，就给了我们一个批评他们的权利。在谈到核武器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也没有氢弹，我们想要研究和制造这种武器。到研究制造出来那一天，中国同美国和苏联比较，还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也不到。我们不想用原子弹、氢弹在战争中取胜，还是要搞常规武器。我们也不打出国境，只是他们侵略进来，我们才以防御战把他们打出去，那时才发生出国境问题。如果我们打败了，也不会投降，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把帝国主义赶出去。看他们从哪里来， 我们就往哪里去。 5月 26日复信黄炎培：“前后两信，并附著作、报告数 〔1〕威尔科克斯，当时任新西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5月 27日晚上，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同王任重谈话， 从阶级斗争、地主摘帽子和地主子弟戴帽子的问题，谈到市场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不要做官，不下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可能了解情况。他还提出省级机关人太多，能不能减一半，要湖北做个模范。 5月 29日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金日成一行，就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征求意见，刘少奇、邓小平、康生、王任重等在座。毛泽东说：这封信我们内部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但在北京和杭州几次交换了意见，杭州是我参加的。现在同志们来， 请提提意见，看草稿行不行，需要大改，还是要小改，如果不行也可以重新写，主要是怕犯错误，请你们来也是这个道理。这个复信同全世界的党、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关，请你们多提修改意见，不论是在基本实质方面，或者哪一个观点、词句、文字方面都可以提。这个复信，我们已经搞了一个多月了，我看过好几次。我们征求意见， 目的是要把问题搞得正确一点，怕犯错误， 但只要正确就不怕了，孤立也不要紧，因为正确。如果错了那就可怕。三十日，毛泽东再次会见金日成一行。金日成说 : 〔 1〕这本书记载了黄炎培 80年来亲目所见、亲耳所闻和亲身所接触到的一些事物。1963年印成内部小册子， 1982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230 1963年5月文件我看了好几次，很好。这个文件对争取中间派很有好处。毛泽东说：就是这个目的，能够争取中间派，不过分就行，使右派也不能驳我们。主要是对中间派的问题。仅仅左派高兴还不行， 使中间派也觉得能够勉强过得去，经过一段说明，使他们认为这个文件是正确的才行。毛泽东还说：我们这些国家，如果不进行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不同右派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那末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会出赫鲁晓夫。 5月 31日下午，同王任重等谈修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稿。

5月上旬再阅《中央转发一个调查材料：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将标题改为《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 。这个材料和中央三月二十三日的批语、山西省委一月二十九日的批语，五月二十日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案）》的附件六下发。 5月 11日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晚上，召集周恩来、彭真、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陈伯达、江华、胡耀邦等开会。毛泽东说：文件还是个草案。因为在座的常委还不到半数，还要拿到政治局扩大会议去议一议，讨论决定。请总理明天带回去议。彭真同志可到南方几个省跑跑。你们明天可把草案带回去， 每省也可发一份。开会方法，先发材料， 要先看二十个材料，看三天、五天，议一天，引起议论。不要使大家对中央的东西先有一个框框。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 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领导弱的地、县，要有意识地放到后面去搞，省委、地委要派人去搞。有的地方不信，就不要勉强搞。 可以允许两个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没有自己的经验不行。云南也不要责备他们，一批评，他们就要搞急了，就不好。总之，这一次要搞稳一点，分期分批， 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 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 还有，没有蚂蚁的地区就不要找蚂蚁。比如，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就不一定。那些地方，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的，那要搞多少年。至于贪污盗窃，多吃多占，自己说出来的， 又退了，可以不算贪污分子。赃物赃款，不退不 226 1963年5月行， 又要合情合理， 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 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可以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处分的干部可能不到百分之一。在会议中间，毛泽东同与会者一起进餐时说：《红楼梦》主要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贾、王、史、薛。又说：一言兴邦，就是说的精神变为物质。 进餐后， 毛泽东说： 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 中央、 中央局、省三级，开会时都要讲。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哲学看得那么难，哲学是可以学到的。还是要破除迷信，但是不要像前几年那样， 连不该破的也破了。 不要破除了科学， 如说“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我看过雷锋日记的一部分，此人懂得一点哲学。在这次会上，周恩来问：是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写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泽东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周恩来又问：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顺序，是否要改成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还是怎么写都可以？毛泽东说：按社会科学来讲，首先是生产斗争。 5月 12日毛泽东昨晚一夜未睡。本日早晨，把各中央局第一书记找来谈话。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他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 四清”， 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 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 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 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有人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

6月 3日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同王任重等再谈修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稿。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有三怕，怕帝国主义， 怕群众，怕“教条主义”。我们是少数，但是一攻他就得让步。 八大提的什么是主要矛盾，举了手发现不对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妈妈给儿子做了一套三十岁穿的衣服，太大了，二十五岁以前都不能穿。又说： 三面红旗这个口号从哪里来的？ 一面红旗还不够要三面？总路线是父亲，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儿子。大跃进的“大”字是从哪里来的？相当乱，原来在莫斯科只提跃进。毛泽东还谈到中国的历史，他说：元朝的统治并不很坏，社会经济有进步。明朝是很腐败的，不如清朝。清朝形成了这样一个大的中国。我们不是以民族来区分进步还是反动，而是以阶级来划分的。 6月 4日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由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就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征求意见，邓小平、康生、 王任重等在座。在谈到中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干部也没有经验。过去对干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也不够，所以这次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我们准备用两三年的时间。干部一方面

6月 12日下午，乘专列离开武汉。 同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1〕和准备参加七月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名单。在复信起草过程中，毛泽东作了多次修改。在复信的五月十九日稿上讲到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加写了一段话 :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 〔1〕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说：这个文件，恐怕是搞文件以来最费力的一篇东西。性质也不同于其他所有文件，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苏共来信是 3月 30号， 我们这篇复信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动手写了，一直搞到现在， 接近 70天。常委很多同志亲自参加，主席亲自参加，少奇同志亲自参加，北京也平行作业，总理主持开小组会修改。几乎每天一稿，每天都不同。然后一部分人到主席那个地方又搞，在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又组成小组讨论，然后两边又汇合起来，最后搞成这个样子。这个文件，原来 21条，后来一改，22 条，23 条， 最后主席把第一段变成三段，我看很好。有一条关于总路线的表述，只有几行，这样眉目更清楚，逻辑性更强了，现在变成 25条。发给今天到会同志的，是 6月 10日的稿子。这个稿子又送到主席那里，他认为可以定稿了。 232 1963年6月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在复信的六月五日稿上，为复信拟了标题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复信署的日期是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十五日，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将复信面交苏共中央负责人。十七日，复信在《人民日报》 发表。 6月 14日在邯郸听取林铁、万晓塘、李悦农等汇报工作。 毛泽东询问河北的降雨、夏收、秋苗长势等情况。问河北有什么新材料？林铁交给毛泽东几个材料，说其中有保定地委、高阳县委蹲点的材料。当林铁谈到唐县整风试点情况时，毛泽东说：不搞阶级斗争，不搞“四清”，不搞干部参加劳动，整党整不好的。 当林铁说华北局已定了贪污一百元以下，坦白好，基本退了赃， 群众也通得过， 就可以不处分。 但一百元以上到二百元的还未定。 毛泽东说：还可以宽点，考虑四百元或五百元。不管多少，坦白就好。对林铁提出的有一个干部贪污八千多元，他自动坦白了， 并积极退赔，是否要坐牢或劳改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要坐牢了， 也不要劳动教养了，还是给他工作，但要把工作调换一下，治病救人嘛！当林铁谈到河北和平土改加上土改还不彻底的队，占大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还多点时，毛泽东说：你们跟湖北差不多， 湖北同志讲他们是占三分之一。有的土改就不彻底，有的是后来变了，有的是富裕中农当权，这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不是社会主义的，他们挂的是社会主义的牌子。听取汇报过程中，毛泽东问： 反了投机倒把， 对自由市场是不是有影响？是不是有人认为自由市场不搞了？不要这一反，自由市场不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6月 15日回到北京。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6月 16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朝鲜崔庸健〔1〕 一行，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 : 金日成同志上次来对文件〔2〕提了很好的意见，崔庸健同志又来， 同志们都来，我们两国关系更进一步密切了。今天在我们两党之间可以说没有什么隔阂了，关系是很好的，是互相支持的。在谈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毛泽东说：第一是朝鲜支援了我们，因为你们牺牲最大，你们在第一线，中国是后方；第二才是中国支援了你们。对越南、老挝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在前线。特别是南越的斗争，老挝的斗争，我们支援的不过是一些武器，他们牺牲的是生命。用这个观点看问题，才能解释真相。亚洲各国、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方，凡是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都在支援我们。 6月 19日晚上，同杨尚昆谈话，决定立即发表苏共中央六月十八日的声明。声明认为，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是不适宜的。声明说：“这封信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歪曲了这些历史性文件的最重要的论 〔1〕崔庸健，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 〔2〕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年 3月 30日来信的复信》。 234 1963年6月点，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 这个声明六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6月 22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巴西里约热内卢巴中文协副主席奥埃斯特将军和夫人等，楚图南、李启新等在座。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可以办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时间，也需要国际朋友的帮助。我们很高兴巴西有很多朋友对我们是友好的。 6月 24日下午，会见古巴科学院代表团，郭沫若、张劲夫 〔1〕等在座。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欢迎古巴革命，你们在中国可以找到很多朋友。古巴处在反帝斗争最前线，你们的斗争支持了社会主义阵营，支持了各国革命人民，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社会主义阵营支持你们，全世界革命人民支持你们。 6月 25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杨尚昆等开会， 提出要邓小平等从成都即回北京，商谈中苏会谈问题。 6月 26日审阅《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草稿）》。毛泽东将文件中介绍五月杭州会议情况的一些话，和引用的他在杭州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中加写的阐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那一大段话、对浙江七个材料的批语中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义的一段话，全部删掉，并批示：送恩来同志修改。此件已看过，可用。但杭州会议几段话，暂时不要采用。这个报告是准备由李富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宣读的。 6月 28日一 30日连续三天下午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会谈的谈判方针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出席。会上，大家分析，这次谈判的结果只能是两个前途， 〔 1〕张劲夫，当时任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7月 1日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陆定一、萧华、许立群〔1〕 等开会，提出出版一批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供干部阅读，并印一部分大字本。要中央宣传部开出一个书目来，报他批准。八月十四日，关于印大字本问题，指示周扬：“同意用照相放大胶印的办法。但请注意封面不用硬纸；大书（例如《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过去例作一卷或两卷，现应分装四卷或八卷，使每卷重量减轻。”这批著作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出版。 7月 3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七月一日讨论《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 〔 1〕许立群，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 1963年又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1964年 7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办公室主任。 236 1963年6月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一九六一和一九六二年国家决算草案的报告》的情况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提出：不要马上搞第三个五年计划。从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再搞三年调整，把三年作为过渡年，基本上是调整，也有发展，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搞五年或十年计划。 7月 4日苏共中央在苏联《真理报》发表声明，决定由苏斯洛夫〔1〕等七人组成代表团，参加七月五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代表团将坚定地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路线。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驳斥苏共中央七月四日声明的中共中央声明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出席。晚九时，声明稿经毛泽东审定发出，在七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声明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获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月四日的声明。中共中央不能同意苏共中央在声明中对中共中央七月一日声明的歪曲、指责和攻击。鉴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即将赴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中共中央责成代表团在会谈中对苏共中央的歪曲、指责和攻击给予必要的评论。 尽管苏共中央又一次发表了七月四日这样的声明，中共中央仍然本着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的一贯立场，责成代表团在会谈中，以最大的耐心，尽最大的努力，寻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基础上，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中共中央希望，中苏两党会谈的结果，有利于准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有利于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 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 〔1〕苏斯洛夫，当时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7月 5日由团长邓小平、副团长彭真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离京赴莫斯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到机场送行。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党和国家各部门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解放军高级将领、社会主义各国驻中国使节等。中苏两党会谈从七月六日开始，二十日结束。 同日阅中共湖南省委副秘书长杨树青建议把《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普遍发到农村党支部的请示报告，批示：“刘、周再阅。退谭震林办。一定要有政治上强的工作组到达的地方，才可以发到支部，由内到外，普遍宣读，否则一律不要发。” 7月 7日中午十二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代表团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发言的方针，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 下午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意中共代表团发言方针的电报。 八日，中共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中苏两党会谈中首次发言， 主要谈中苏两党的分歧从何而来和分歧的实质。 7月 9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周恩来谈话。同日，苏联《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声明，对北京举行群众大会欢迎被苏联无理要求召回的五位同志一事〔1〕，进行攻击。十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驳斥苏共中央七月九日的声明。 7月 11日上午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研究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七月十日在中苏两党会谈中的第二次发言 . 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下午三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相机回击苏斯洛夫的发言给中共代表团的电报。十二日，邓小平在中 〔1〕1963年 6月 27日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召回大使馆工作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共 5人。其理由是他们在苏联散发了中共中央 6月 14日对苏共中央 3月 30日来信的复信。 238 1963年7月苏两党会谈中第二次发言，着重讲苏联搞分裂主义的问题。 7月 12日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坚持原则，消除分歧， 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将标题改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 社论呼吁苏共同志以中苏团结的大局为重，不要鲁莽行事，同我们一起努力，使中苏两党会谈取得积极的成果。这篇社论七月十三日发表。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研究中共代表团关于中苏两党会谈如何结束的请示，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本日，中央复电指出，在第三轮讲话中，对方如不提中断会谈，我们也不要主动提出休会。可以这样你一篇我一篇地讲几次，以便更多地了解对方的动向和决心，来确定我们的方针。 7月 14日苏共中央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就中苏两党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表明苏共决心进行公开论战。 为了回答苏共的攻击，中共中央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至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署名，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驳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展开了公开论战。 同日中午十二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研究中共代表团关于十五日（星期一）发言要点的请示，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下午一时，为中央起草给邓小平、彭真、康生的复电， 复电说：“十三日下午六时两电均悉。星期一讲话的方针，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十五日，中共代表团副团长彭真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发言，首先郑重声明对苏共中央十四日发表的《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保留评论的权利，接着着重谈了和平与革命的关系问题。 7月 15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代

7月 16日、17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连续召开会议。 7月 18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代表团关于中苏两党会谈如何收场的请示电和关于十九日发言内容的请示电，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给代表团的复电，经毛泽东审阅于本日晚上发出。复电说：同意代表团所提的早日回国的意见，至于由我方主动提议停会，究以在第四篇发言后好还是在第五篇发言后好，请你们相机处理。 7月 18日或 19日审阅修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声明》（七月十八日下午稿）。声明是针对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而写的，七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中说：“苏共中央这封公幵信是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评价。中共中央认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 “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再一次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以便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其他全国性报纸和省市级以上的报纸，也将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共中央还决定，再一次以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毛泽东审阅时加写一段话，其中说：“我们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则只有一个理由，即这是一篇奇文。中国人有过两句诗：‘奇文共欣赏，疑义 240 1963年7月相与析。’〔1〕恐怕世界上广大的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当着苏联广播他们的这篇‘奇文’时，不愿意和不耐心收听，我们奉劝这些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不宜采取这种态度，而要耐心收听，好好研究，公开发表，以便将正、反两种材料对比起来，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分析和批判。不批判唯心论，就不能发展唯物论，不批判形而上学，就不能发展辩证法。而要批判，就要掌握对方的材料。苏共这次的公开信，正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7月 19日下午，审阅《人民日报》为发表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公开信写的编者按。编者按指出公开信用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制造攻击中共领导人的事例，通篇皆是，举不胜举。毛泽东在编者按的末尾加写“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同日中共代表团成员康生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发言（即第四篇发言），批评苏共违反协议，在两党会谈期间发表公开信公开会谈中的分歧。发言还讲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斯大林问题。康生发言后，中共代表团团长邓小平提出两党会谈暂时休会的意见。 二十日，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同意会谈暂时休会。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代表团的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于本日晚上发出。电报说： 如果苏方在康生同志发言后，仍要继续发言，我们应赞成继续谈下去。同意代表团同志分乘两架飞机回国。 7月 20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即将离任的锡兰驻中国大使佩雷拉和夫人，耿飚等在座。毛泽东说：中锡两国政府、 两国人民都是友好的。两个国家有很大的商务关系。你们第一个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卖橡胶给我们国家，这是一件大事， 〔1〕见陶渊明《移居》二首之一。

7月 21日下午，邓小平、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由莫斯科回到北京，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到机场迎接。到机场迎接的还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北京市负责人、社会主义各国驻中国使节等。从机场回来后，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代表团关于中苏两党会谈情况的汇报。 242 1963年7月 7月 22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希尔〔1〕和夫人，邓小平、彭真等在座。谈到最近的中苏会谈问题时，毛泽东说：苏共方面讲不出多少道理，比从前的伯恩施坦、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还要差。因为伯恩施坦他们还能讲点他们的道理，有点逻辑，还有点绅士气。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在精神上比一九五七年有准备得多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都比较有认识了。 比如苏共提出了斯大林问题，就造成国际上的反苏反共浪潮。当时有许多人说不应该反斯大林，但对于反斯大林就是反马列主义这一点却认识不清楚。许多人就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现在认识这一点的人比较多了。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中国有点进步，还不行，还要多少年的努力。但我们相信，资产阶级可以做到的，我们也可以做到。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学习技术，比如我们现在就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包括从日本和英国， 向他们学习技术。毛泽东还询问澳大利亚的面积、农牧业发展情况，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比例，工人的觉悟程度等，指出，澳大利亚很有前途，地方很大，人口很少，很可以发展。澳大利亚工农业都比较发展，比中国进步。 7月 23日中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写文章〔2〕的事由康生负责，中央书记处各同志转到工业问题。 7月 26日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古巴文化、工会、青年学 〔1〕希尔，原任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因与中央多数领导人意见分歧，被撤销职务，1963年 8月被开除党籍。 1964年 2月组织成立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中央主席。 〔2〕指中共关于中苏论战的文章。

7月 28日批复邓小平转报的关于传达中苏两党会谈情况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现在，有不少单位提出要求，希望了解中苏两党会谈的情况。我们考虑，可否将两党会谈九次会议的记录， 在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中念一次。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单是念不够，似应印发，十七级以上干部每若干人一本（例如三人或五人一本） ，以便他们讨论研究。三个月后，一律收回。请酌定。”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美、英、苏三国七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草签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 7月 29日中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中国政府关于全面、彻底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声明稿，并决定推迟去北戴河的时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下午，周恩来 〔1〕杜鲁门，1945年 4月至 1953年 1月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53年 1月至 1961年 1月任美国总统。 244 1963年7月到钓鱼台主持讨论修改声明稿。 7月 30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再次讨论中国政府关于全面、彻底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声明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会后，周恩来去钓鱼台继续主持讨论修改声明稿。三十一日晨一时，周恩来到毛泽东处谈声明稿，声明最后定稿。 7月 31日中国政府发表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声明。声明指出：美、英、苏三国草签的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是一个愚弄全世界人民的大骗局，是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愿望完全相反的。中国政府建议：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 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召开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以及为逐步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而应采取的措施。 同日将《参考资料》本日上午版刊载的《赫鲁晓夫是否改变态度了？》〔1〕一文批给吴冷西：“这篇文章，似可发表。全文都好。”

8月 1日作《杂言诗•八连颂》：“好八连〔2〕，天下传。 〔1〕这是柬埔寨金边居民克洛帕写的一篇评中苏分歧的文章，发表在 1963年 7月 19日《柬埔寨电讯报》。文章说：苏联歪曲了中国关于核战争问题的观点，在和平共处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恰恰和西方国家不谋而合。在中苏会谈开始之际，人们本来希望中苏之间能取得妥协，目前可以认为一切希望都已化为乌有，赫鲁晓夫同西方的接近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了。 〔2〕指 1949年 5月起进驻上海市南京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八连。该连身居闹市 14年，一尘不染，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热爱人民，助人为乐。1963年 4月 25日， 国防部批准授予“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

8月 3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南非共产党中央主席约翰•马克斯， 刘宁一、吴学谦在座。毛泽东在了解南非有多少白人、 有多少非洲人后，问：南非白人无产阶级中是否有同情非洲人的人，知识分子中是否有左派，是否可以从他们当中找到同盟者？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说：这样，南非共产党的斗争就不完全是种族斗争，而是阶级斗争了。当了解到南非的白人现政权不允许人民进行合法斗争，南非共产党认为人民取得自由的唯一道路是进行反对现政府的武装斗争时，毛泽东说：你们试试看，凡是革命都要自己动手，取得一些胜利，也遭受一些失败，然后可以取得经验。别国经验应该参考，但主要是自己总结经验，不能照抄， 应当适合你们的情况。我们有句口号：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这个观点写进了一九五七年的宣言。 宣言的提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要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希望你们在斗争中对本国情况逐步地更加深人地了解，多做调查研究工作。一个革命党，不仅对于国际情况的了 246 1963年8月解是不容易的，而且对于本国情况的了解也是不容易的。〔1〕要经过很长的斗争实践，才能深刻地懂得本国情况，逐步制订正确的纲领。单有一个纲领是不够的，还要有具体政策，各方面的政策。讲到具体政策，这就复杂了，这要由自己解决，任何人不能代替解决。要经过长期斗争，才能找到合适的政策。 8月 4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藏原惟人，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廖承志等在座。毛泽东说：苏联发表我们六月十四日复信时，只印五万份，应付一下， 而《真理报》的发行量是三百多万份。我们的《人民日报》发行量是二三百万份，全部刊登了他们的言论。我们还准备在《人民日报》上进一步刊登他们的言论，同时在地方的报纸上也登他们的言论。我们不仅向国内，而且用十几种语言向国际上广播他们的言论。我们不怕登反对方面的意见，应该让群众知道反对方面的意见。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怕，我们相信我们的意见多少接近真理。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说我们的意见完全反映了客观真理。 要认识事物，需要一个过程。中国革命的历史很值得研究，可以研究我们是经过怎样的曲折，才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的。认识事物， 一次是不行的。如果一次就可以认识，就不需要科学了。真理往往是隐蔽在现象后面的。如果只是眼睛可以见到的现象就是真理， 那就不需要科学了。本质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现象的东西是可以看得见的。 本质是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够认识到的。 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问题时，毛泽东说: 我们不要分裂， 〔1〕 这次谈话结束后， 约翰•马克斯在回住地的途中说：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之一，今后的历史会记下这一点的。他讲的一个革命党， 不仅对于国际情况的了解是不容易的， 而且对于本国情况的了解也是不容易的， 这个话真有道理。

8月 4日或 5日阅周恩来八月三日报送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二日关于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国政府种族歧视的斗争的报告〔1〕 ， 指示周恩来办公室秘书浦寿昌，要他在报告附件《美国种族歧视简况和当前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基础上改写成一个声明。毛泽东说：我们答应了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的要求， 发表一个声明，公开声援美国黑人的斗争。 〔1〕报告说：美国黑人反对美国政府种族歧视的斗争于今年 4月初从伯明翰市开始日益发展，目前巳扩大到美国十多个州和几十个城市，形成了一个全国性声势浩大的斗争。黑人组织已号召发动更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并决定 8月 28日在华盛顿举行 25万人的 “自由行军 ”示威游行。 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 •威廉曾于今年 5月致电毛主席，请求声援美国伯明翰市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其后他再次向中国驻古巴使馆提出， 要求以毛主席名义发一通电谴责肯尼迪的种族歧视政策，声援美国黑人的斗争。 因此建议毛主席于本月 6日或 7日接见在京的 4批非洲外宾， 在谈话中表示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事后简要发表并广播毛主席谈话的内容。 248 1963年8月 8月 6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8月 7日晚上，阅乔冠华〔1〕、浦寿昌送来的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稿，作个别文字修改。批示：“浦寿昌同志：声明稿可用。请即请人翻译成英、法两种文，于明（八）日下午二时前，连同原稿交我为盼。”八日上午，收到声明的中、英、法文本，在中文本上批示：“请少奇、小平同志阅后，交新华社办。” 8月 8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苏陀兰 〔2〕 大会党代表团、 留法黑非洲学生联合会代表团以及科摩罗、津巴布韦、怯尼亚的非洲朋友，廖承志、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代表中国人民欢迎所有的非洲朋友。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今天借这个机会要说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反对美国歧视黑人的问题。我们起草了一个《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要不要全文读一读？在翻译读声明全文后，毛泽东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只是美国国内一千几百万的黑人受歧视的问题，在非洲、亚洲和全世界各地都有种族歧视的现象。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我们的团结不是种族团结，而是同志、朋友的团结。我们要加强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为争取完全彻底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 8月 9日 《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署名的《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声明说：现在在古巴避难的一位美国黑 〔1〕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1964年 4月任外交部副部长。 〔2〕巴苏陀兰于 1966年 10月 4日独立，国名改为莱索托王国。

8月 10日下午，会见印度尼西亚妇女代表团，杨蕴玉、郭建〔1〕在座。在谈到革命问题时，毛泽东说：绝大多数的群众在我们这边。在全世界，无论哪个国家，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因素合起来都是占人口的大多数，反动派只是很少数， 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很反动的分子不到百分之五，所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是能跟我们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 在农民中做工作特别重要，在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都一样。 工农联盟是基本的联盟，对知识分子、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在基本联盟上面再和他们建立联盟。毛泽东说：现在我们也有困难，知识不多还要学习，特别是经济建设我们不懂，虽然学了十三年。再过十三年，会懂得更多些。 8月 13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决定十七日起先开中央局书记会议，大约十天，再定中央工作会议的时间。 8月 19日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本日开始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邓小平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 薄一波作说明。会议至二十七日结束。 同日阅《光明日报》八月十六日刊载的章凡的文章《列宁批判马赫主义的相对主义一一学习〈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1〕杨蕴玉、郭建，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

8月 22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比利时工会代表团，刘长胜、章智〔2〕在座。毛泽东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困难，工业基础薄弱，农业机械化才开始。人家说我们要打世界大战，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和平环境。我们在几十年以后才能改变我国面貌。 8月 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以院长姜永昌为团长的朝鲜科学院代表团，郭沫若、张劲夫、吴有训〔3〕等在座。在得知代表团参观了中国不少地方时，毛泽东说：我们在这个国土上呆了几十年了，我们自己还不很了解。我们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有很大的盲目性。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社会科学方面都有盲目性。科学工作大有文章可做。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可做的文章还不少。无论是地面的，天空的，地下的情况，我们了解得都是很少的。历史也了解得很不够。现在还只编了一部上古史（从原始公社讲起，讲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还未搞出来，越到近代越不了解了。过去历史学家就是不研究近代和现代。在姜永昌谈到今后要同中国加强科学交流时，毛泽东说：这很好，两国科学院应该密切往来，交换情报， 交换意见。会见中，毛泽东问吴有训，中国青年科学家可曾培养了一 〔1〕这篇文章讲了 3个问题：一、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对立；二、科学发展同相对主义的对立；三、相对主义必然导致唯心主义。章凡，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张恩慈的笔名。 〔2〕章智，当时任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3〕吴有训，物理学家、教育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物理学数学化学学部主任。 252 1963年8月月 8年 3 6 9 r 批？并说单靠老的不行，要靠青年人。 8月下旬审阅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草稿）。初草稿中的一段文字是：“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年， 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最前列。”毛泽东将文中的两个“十年”都改为“十五年”〔1〕 ， 将“走在世界最前列”，改为“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8月 26日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草稿）和准备九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问题。会议听取邓小平汇报工业文件起草委员会近几日的讨论情况以及他们对文件的修改意见。毛泽东表示同意文件关于分两步走的提法，主要是时间问题。他说：宁可把时间放长一点，第一段十五年，然后再搞十五年。还是不要提“前列”，就是提四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总的估计要恰当，对我国现有的水平不要估计过高。估计低一点，留有余地，比较更好一些。关于三个基础的摆法，毛泽东赞成把吃、穿、用摆在第一位，然后是基础工业，国防工业。他说：现在这个稿子用化工、石油、电子、 有色金属四个东西带头的办法不好，赞成把这几个东西放到新技术里头。实际上，带头的还是基础工业，不管十年也好，多少年也好，还是要在基础工业的带动下才能发展起来。基础工业 〔1〕1963年 9月 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形势好了一点，就常常容易发生错觉，以为很好了，很容易脑筋有点热。我们三年调整以后，原来打算提十年规划，主席就怕我们过热，说指标定高了，年限太短了，就把 10年改成 15年，指标不变。当然，指标稍微有些调整。每当我们提指标的时候，主席总要提醒我们， 要接近实际，总是要我们留有佘地。

8月 27日下午，在中南海会见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德钦巴登顶，邓小平、李启新在座。在谈到缅甸国内情况时， 毛泽东说：要注意团结多数人，包括一些比较爱国的人在内，反对少数人，要把一切反帝力量都团结起来，只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和买办资产阶级，这样有好处。要说服奈温将军这样做。毛泽东还托德钦巴登顶回国后转达他和刘少奇、周恩来对奈温的问候。 8月 29日审阅外交部起草的关于反对吴庭艳〔1〕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的谈话稿。这个谈话稿，原是准备毛泽东在今天会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阮氏萍和越南南方诗人青海两人后，发表新闻报道时，作为毛泽东会见时发表的谈话或声明用的。毛泽东作了修改，决定将谈话稿改为正式声明，拟题为《反对美国一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并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阅后送新华社今晚广播，明日见报。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阮氏萍〔2〕为团长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团员有越南南方诗人青海等。毛泽东说：很欢迎你们来。吴庭艳现在压迫和尚，压迫学生，压迫教员、教授，越南南方的斗争现在是扩大了。胡志明同志发表了一 〔1〕吴庭艳，当时任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部长。1963年 11月 1日，在军事政变中被击毙。 〔2〕阮氏萍，当时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越南南方妇女解放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 254 1963年8月个声明〔1〕，这个声明很好。乘此机会，我想响应胡志明同志的号召也发表一个声明，支持南越人民的斗争。我很喜欢研究你们斗争的情况和策略，你们有许多发明创造。与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做法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也有许多不相同的地方；与过去越南北方的斗争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你们发展了斗争的艺术。 同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毛泽东《反对美国一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声明说：最近，南越吴庭艳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并且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这一滔天罪行。声明指出： 不论美帝国主义使用什么样的灭绝人性的武器，不论吴庭艳集团使用如何残暴的镇压手段，吴庭艳政权终将不能逃脱众叛亲离、 土崩瓦解的结局， 美帝国主义终将从越南南方滚出去。声明表示： 我们中国人民是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的。我深信， 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通过斗争实现解放越南南方的目标，并且为袓国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 同日致电杜波依斯夫人，悼念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去世。唁电说： “我沉痛地获悉杜波依斯博士逝世的消息，谨向你表示深切的哀悼。”“杜波依斯博士是我们时代的一位伟人。 他为黑人和全人类的解放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他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和他对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杜波依斯于八月二十七日在加纳去世。 〔1〕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1963年 8月 28日发表声明，谴责吴庭艳反动统治集团血腥镇压越南南方人民的罪行，号召南方同胞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并臝得胜利。

8月 30日北京各界一万多人举行盛大集会，声援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胡志明主席的声明，完全拥护毛泽东主席的声明。 同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以梅格拉乌伊•穆罕默德〔1〕为团长的阿尔及利亚新闻代表团，周恩来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的国家是经过一场英勇的斗争而取得独立的。当时你们正规军只有几万人，很多外国朋友都奇怪，问为什么几万人能战胜几十万人？因为你们有几百万人民作后盾，法国政府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在谈到中国时，毛泽东说：我们工作上有很多缺点， 农业不发达，工业不发达，科学技术也不发达，比解放以前、十四年以前要好一些。就我们看来，几亿人口的国家，这一点工业是不行的，农业还没有现代化，科学家、技术员、工程师、医生、 艺术家还不够。他说：应当将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同卖国的勾结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分开，这样你们可能团结更多的人。在这方面，过去我们吃亏了，一九三四年以前犯过错误， 没有把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过来。梅格拉乌伊说：在战争期间，我们首先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以后对我们的斗争有很多教益。 同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越南劳动党南方局书记阮梅菊（即阮文灵），周恩来、罗瑞卿等在座。毛泽东询问越南南方解放区有无广播电台， 各地区领导机关有没有无线电联系， 人民军队同美国人是否直接打过仗，群众和干部中有没有怕美国人的情绪等。当了解到越南南方解放区的军民经过同美国军队在战场的实际较量，都认为美国人打仗还不如法国人，不怕美国人 〔1〕梅格拉乌伊•穆罕默德，当时任阿尔及利亚制宪国民议会议员，议会外交、新闻委员会委员。 256 1963年9月时，毛泽东指出：凡是在前线的，心里就比较稳定，不觉得困难， 不怕美国。离前线远的，看不见，反而更怕美国。你们的战争是国内战争，又是国际战争，主要是国际战争。吴庭艳没有美国帮助就不行。要取得胜利，敌军工作很重要，俘虏政策很重要。现在南越的战争，对方主力军是吴庭艳军队，美国军队不是主力。 怎样瓦解吴庭艳军队， 是取得南越革命战争胜利的一个主要问题， 要好好努力创造条件。不但要对吴庭艳军队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做工作，有条件也要对高级军官做工作。毛泽东称赞南越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的各项政策和斗争策略都很正确，取得了很大成绩。人民群众很勇敢，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9月 1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开会。 9月 3日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彭真、 康生、 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是把核讹诈作为其政策和理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协定和声明是靠不住的。毛泽东说：我的建议是这样，印尼共产党可以把中苏双方文件，不单在中央政治局，而且也在中央委员会、省委会、县委会的领导中间，发给他们看，中央可以不作结论，不发指示，让他们纷纷议论。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应包括中间集团，即法国、西德、意大利、 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集团，也包括英国的七国集团〔 1〕 ， 还有日本和加拿大。他们说我们实行三 A (亚、非、拉) 政策。 我们是三 A 加一个 U (欧洲），还有一个 A (澳洲）。从一些现象 〔1〕七国集团，即欧洲自由贸易联盟，I960年 5月正式成立，包括英国、瑞典、丹麦、 挪威、瑞士、奥地利、葡萄牙 7国。

9月 5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开会。 同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坦博〔1〕率领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团，廖承志、刘宁一在座。毛泽东说： 欢迎你们， 你们是南非革命者。我们进行了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 所以革命并不是容易的，但是可以胜利的。不管敌人如何强大， 如果我们搞对了就会胜利。那就是要争取人民群众，教育他们， 把他们争取过来，组织起来，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一部分人组织到党内，一部分人如工人组织在工会中，农民组织在农民协会中，还可以搞文化战线上的组织，把文学家、诗人、艺术家、作家都组织起来。没有知识分子也不行，没有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和其他人也组织不起来，但一定要革命的知识分子。还要把另一部分人组织在军队中。这样，组成一个广大的统一战线。你们国家的情况同我们可能相同，广大人民也是散居在农村，如农民不组织起来，革命就没有力量，军队就组织不起来，党政都无基 〔1〕坦博，当时任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 258 1963年9月础。坦博说：过去我们对组织农民的问题估计不足，我们到了中国后才开始感到组织农民的问题对革命有如此的重要，这个问题很尖锐。毛泽东说：要团结一切能团结的人就好， 一句话，敌人愈少愈好，朋友愈多愈好。希望你们的党成为群众的党，一个有广泛统一战线的党。 9月 6日一 27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 9月 6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始举行。邓小平宣布会议议程：第一，关于明年的计划；第二，关于农村方面若干需要补充的政策；第三，工业发展的方针问题，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这个问题；第四，国际问题，实际上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他说：六日至十六日，讨论计划问题和农村工作问题；十七日至二十二日，讨论工业发展的决议；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讨论国际问题。接着，周恩来对同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一九六五年控制指标相关联的一些问题作了说明，指出：毛主席主张，我们中央同志也赞成，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这个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当然同时还要发展，打下底子，然后再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有大区同志参加的工业起草委员会，也同意这样一个安排。 同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张奚若、廖承志等在座。 9月上旬审阅修改九月六日送审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 初稿，加写一段话：“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

9月 22日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竹中恒三郎一行，刘宁一在座。毛泽东说：目前国际形势变化很快，国际力量在重新组合。目前有两种力量，一种是革命力量， 是革命的工人阶级同革命人民的重新组合；另外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革命联盟的重新组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还很落后， 落后的地方在全国占大多数。 我们城市人口只占百分之二十不到， 将来农业机械化了，化学肥料多了，城市人口可以增加一些，如增加到百分之三十。要改变这种落后状态还要几十年。日本是世界上几大强国之一，所谓强国在世界上不到十个，在亚洲，真正工农业过关的，还算你们。我们正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向这一道路走，也许不必一百年，可以缩短一半。你们在帮助我们，不仅在政治斗争方面，在技术革命方面也在帮助我们。这十几年来，我见过许多日本同志和朋友，情况有很大变化。浅沼在北京发表的声明，敢于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9月 2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邓小平报告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报告回顾了中苏两党会谈以来的简单情况。指出：六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开始指名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系统地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标志着中苏之间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准备发表十篇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这两篇已经发表了。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方针， 仍然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 反对分裂。当邓小平谈到如果赫鲁晓夫把破裂强加于我们，也没 262 1963年9月有什么了不起，也不完全是坏事时，毛泽东说：十年、二十年以后又要恢复，这样两个国家没有国交是不行的。当邓小平谈到向苏联派留学生问题时，毛泽东说，能派几个就派几个，能派几百个就派几百个。 9月 26日阅九月二十五日 《参考消息》 后批示：“江青阅。 第一版、第四版都应研究。只看不研究，毫无用处。并且要反复看几遍。”在第一版上，毛泽东画圈的文章有：法新社记者马居斯关于中国的物质条件和粮食情况已大大改善的报道；法新社电讯《苏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新阶段》 。第四版上画圈的文章有：共同社关于“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到处碰壁”的报道；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关于美国前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思鼓吹同中国进行贸易的报道和美联社关于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主张美应同中苏都保持关系的报道、美国记者巴雷特关于美帝国主义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的报道。 9月 27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了。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 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 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 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 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面还枝叶茂盛。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 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

9月 28日晨，作出批示：“请王恩茂〔1〕同志今日（二十八日）留一天，明日（二十九日）返新疆。今日下午，我想请王恩茂、罗瑞卿、贺龙、萧华、谢富治、周总理、朱德、陈毅、杨成武共九位同志谈一次话，讨论新疆反修和军事准备问题。 ”当天下午，这次谈话在中南海颐年堂进行。毛泽东说：新疆在反修斗争中，第一是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 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要有积累，但不要过多，粮食要征购，但不能过重，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物资供应，布、 茶、 糖和其他日用品， 要比其他地区充分一点，请总理告诉先念同志。 新疆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比国民党时期好，而且要比现在的苏联好。其次是要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很好地进行对各族干部和人民的反修正主义教育。要搞好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要教育汉族干部和人民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除以上两项外，还要很好安置进到新疆的汉族劳动人民，教育他们尊重 〔1〕王恩茂，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治委员。

9月上旬、中旬先后三次审阅修改《为什么甘当斯大林的敌人——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将标题改为《关于斯大林问题 ——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加写以下一些话：“斯大林问题， 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260 1963年9月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此外，还将文中的“早在三十多年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 一句，改写为：“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改完后批示：“即送康生同志：同意十三日见报。有一些修改，请酌定。”这篇文章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十八期发表。 9月 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威廉斯〔1〕，赵毅敏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进行整风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了，有一批好的同志变质了，只有发动群众才能整掉，单靠中央和各级党委本身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在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时，说：我认识中国经过很长的时间，走过 〔1〕威廉斯，当时任新西兰共产党中央主席。

10月 2日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巴卢库〔1〕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 罗瑞卿、萧华在座。毛泽东说：修正主义者反对你们，反对我们， 反对一切马列主义的党。这件事可以看作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们没有料到。但是出现了二十大、二十二大，这也并不坏。它能帮助我们，使我们想一些问题，帮助我们加强工作，加强团结，促使我们同他们作斗争。我们并没有准备同他们斗，他们要斗，有什么办法？这种分裂、这种斗争是他们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党单是用马列主义对人民进行正面教育是不够的，有的人就是不听， 也不看书。好，修正主义来了，就得想想问题，看点书，看修正主义怎样骂我们，我们的话更有人信了。特别是最近一年来，从去年十一月开始，搞了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意大利等五次党代表大会，不仅公开骂你们，而且公开骂我们。这样，文章就好做了。我们做文章，就不是无的放矢了。 他们的文章多得很，苏联最近一个月搞了二三百篇文章、通讯、 转载文章。我们就是那么两三篇，包括政府声明在内也就是十几篇。十几篇总比他二百多篇要少。有那么一条道理，在国际形势和平发展的时期，必然要出修正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出现了许多修正主义。我们现在又碰到这种情况，又处在国际上所谓和平时期。我们正在进行斗争，反对党内、党外的资产阶级分子。反贪污浪费、反投机倒把这些事情，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做了。党内隐藏了许多坏事情，党内不纯，部分组织已经被敌 〔 1〕巴卢库，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 268 1963年 10月人占领了，所以，如果我们再不搞，再过十年，中国也会出修正主义。看来国际情况在变化，不仅仅有了第三世界。西方报纸上对第三世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种是把西欧也叫做第三世界，这就是指共同市场。共同市场的出现， 不是偶然的事情，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出现的。共同市场之外， 还有以英国为首的七国自由贸易联盟。不仅六国同美国有矛盾， 七国同美国也有矛盾。东方经济上强的国家是日本，它同美国的矛盾正在发展。这次我国国庆，到北京来的日本人有四百人。（周恩来：已经到的是四百多人，还有三百多人没有到，一共是八百人。）有些人说我们很孤立，也许他们讲得对，也许他们讲得不对。只要我们的方针正确，总是会胜利的。 同日本日新华社哈瓦那电报道：“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全国领导委员会所属的古巴政治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毛泽东主席的著作 《论持久战》，并且已在古巴各个书店出售”。“这是第一次在古巴用西班牙文出版毛主席的这部著作，发行额为十万册”。 10月 10日晚上，乘专列从北京到达邯郸。 10月 11日下午，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及部分地委的负责人林铁、刘子厚、李悦农、康修民、刘琦、庞均、刘英汇报河北水灾情况。毛泽东询问河北受灾面积，粮食安排，各专区没有受灾的是哪些县，群众情绪安定下来没有，抗灾当中可歌可泣的事例有没有新闻记者报道、剧团有没有演他们的戏等等。当了解到有些县城由于有城墙群众没有受更大损失时，指出：城墙现在不是对付敌人而是对付水，我看还得搞。大村庄也要有个地方呆嘛，要把城墙和护村堤埝看成是生产资料，没有它，耕牛、 犁、耙等都要被冲跑。现在是两个问题：一是大城市，如邯郸、 石家庄、邢台，要不要修城墙；一是大村庄修大围子。当林铁谈到正定县群众反对扒城墙时，毛泽东说：我们没知识，不能再扒

10月 12日到达郑州。 10月 13日晚上，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 10月 14日下午，同王任重谈话。 关于中苏关系，毛泽东说： 一为断交，二为孤立，三为打仗。是不是怕？前两条有可能，第三条大概不会。 关于工作，毛泽东指出：县一级要先进行 “五反”， 才便于在面上开展“四清”运动。先在面上扫一下，然后再分期分批地仔细搞。 10月 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专人将《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送到武昌，请毛泽东审阅。十九日，毛泽东机要秘书打电话告中办：“四评”文章主席已阅，无修改。这篇文章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三年第二十期发表。 10月 18日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古巴土地改革委员会领导人托雷斯和一位工程师，张致祥〔1〕在座。当了解到古巴客人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将访问日本时，毛泽东说：日本解决农业问题的经验，很值得研究。日本这个国家人口多、土地少， 在战争结束后，曾经在好几年内农业非常困难。后来，他们自己能够解决粮食问题。当谈到中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说： 农村经常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同时还要提倡干部参加 〔1〕张致祥，当时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古巴友好协会副会长。 270 1963年 10月劳动，首先是基层干部，支部书记、生产大队长、队长，必须以大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否则，过了若干年，他们就不懂得群众了， 和群众隔离了，做官了，群众就不喜欢他们。公社一级、县一级的干部，每年也要有一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如果我们要同国民党有所区别的话，那就应当这样做。不过，现在我们并没有完全做到，正在抓这个问题。 我们注意阶级斗争的问题，注意清理账目， 干部不要多吃多占，不要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再就是参加劳动。 农民看到他们和自己在一块劳动，不是在那里指手画脚，心里就高兴了。不然过了若干年以后，这些人就变成了修正主义。中国这个国家很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如果要使修正主义不发生，发生了能够制止，那末就必须采取措施。干部子弟不要特殊化，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子女很容易特殊化。托雷斯说，谭震林会见他们时所谈的阶级斗争和党对阶级斗争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对他们很有用处。毛泽东说：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这些问题的，经过了十几年，逐步看到这些问题。实际工作中反映出这么一种情况，原来是很好的干部，后来跟地主、资本家走了，原来出身很贫苦的农民，后来不愿意参加劳动，而愿意做投机生意。我看总有一小部分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对资本主义有兴趣。多数人不可能成为资本家。剥削总要有个对象，只能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不能是多数人剥削少数人。我们一定要依靠劳动者中的多数，只有这样，这个党才可以巩固，这个政权才有保障。 10月 20日深夜到达长沙，王任重同行，住蓉园。 10月 22日下午，在长沙会见坦噶尼喀国民议会议长姆克瓦瓦一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赵伯平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在非洲是一个大国。非洲国家一天天在进步，二次大战后的非洲与二次大战前有很大不同。

10月 23日上午，同王任重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的修改问题，并要王任重等把这个文件修改一遍。二十五日下午，再次同王任重谈文件的修改问题。毛泽东着重谈了要教育干部的问题，还谈了他不当党的主席、不当领袖的问题，不要终身制。 10月下旬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在第二条中的“省、地、县三级领导机关的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首先‘洗手洗澡’， 端正阶级立场和改进思想作风，才能够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顺利进行”之后，毛泽东加写：“否则是不可能的。领导干部中有些同志手脚不干净，群众就不佩服，叫下面搞‘四清’，决难搞好。”在第二条中的“在运动中必须注意点面结合，积极做好面上社会主义教育的工作”之后，毛泽东加写：“点上的工作要做得细致，时间长些，需要三个月左右。面上的工作，起煞住歪风、 发动群众、初步搞好干群关系、初步打击阶级敌人的作用，时间只要二十天左右就够了。”在第九条中的“捕人，要严格掌握两条标准，第一，罪恶大，证据确凿，又不悔改；第二，绝大多数群众要求逮捕”之后，毛泽东加写一段话：“实行这两条，我们就不会在捕人问题上犯错误了。对于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我们所以基本上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不捉’的方针，是因为我们根据经验，依靠广大群众向他们实行专政，实行监督、斗争和教育，比较把他们捉起来和杀掉，更加符合于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的利益。第一，因为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可以被觉悟了的群众采取正确的方法改造成为好人的；第二， 他们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部分；第三，对于争取他们的子女有利。至于就一个省、一个专区的范围来说，总是会有少数罪大恶极又不改悔的分子被多数群众要求逮捕，又会有个别分子被要 272 1963年 10月求处以极刑，那是完全必要的。” 10月 25日在长沙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 的通知》 稿。二十六日批示：“刘、周、朱、邓、彭、富治、瑞卿、伯达、 尚昆、家英同志阅，并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对这个通知稿作了一些修改。 10月 26日听取中共湖南省委二届七次全会和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主要内容的汇报， 肯定了生产救灾的主题，还先后同岳阳、 零陵的地委书记谈话，询问两个地区的工作情况。 同日同王任重等谈话。毛泽东说；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和政策要普遍进行宣传。对于四类分子，对于一般反革命分子，要发动群众监督改造他们。凡不捕不足以平民愤的才捕。 大部不捕，是指四类分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不要捕。毛泽东一再谈到许多想不到。谁想到参加共产党？ 二十六岁以前不知道有马克思，不知道有共产党。大革命没有想到蒋介石叛变，没有想到下乡打游击，谁知道打仗？哪里看过《孙子兵法》，是到延安后写战略问题时才看的。凯丰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孙子兵法》。 谁想到打仗看《三国演义》？是打出来的，逼出来的。谈话中间， 毛泽东为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书写一幅曹操的《龟虽寿》〔1〕，说曹操这首诗有辩证法的观点， 还讲解了这首诗。 〔1〕《龟虽寿》全诗为：“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10月 26日—28日在南昌视察工作，就《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 》征求意见。江西的同志说：文件对多吃多占的干部的处理写得太宽了〔1 〕。毛泽东说，准备同华东局和上海的同志谈一下再说。 10月 29日到达杭州，住汪庄。 10月 31日晨，阅周恩来通过电话传来的他准备在中法建交谈判中谈话要点的记录后，决定约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于十一月一日到上海商谈中法建交问题，同时还准备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并要陈伯达、田家英到杭州修改《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指示由彭真留北京主持工作。 同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 （草案）》第六稿。刘少奇说：主席在南方与几个省和 〔1〕这个文件规定：“对于干部的多吃多占错误，应当分别情况处理。数量较大的或者情节恶劣的多吃多占， 必须退赔。 少量的一般性质的多吃多占， 如果本人检讨得好， 经过群众同意， 可以不退或者少退。 检查多吃多占的时候， 时间也不要计算得太远， 一般地可以从 1962年算起 274 1963年 11月中央局的同志交换了意见，在文件上加了点面结合一段，这是一个重大的修改。可以把这个文件的标题改一下，改成一个正式规定，叫《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邓小平说：这个文件主席修改了，一个是点面结合问题，一个是全民教育问题，这是主席修改的主要意思。

11月 1日到达上海。 同日周恩来、陈毅陪同富尔到达上海。 同日下午，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中法建交问题，刘少奇、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出席。周恩来汇报富尔关于中法建交提出的三种方案〔1〕，以及在京常委对三种方案的意见，说：法国的第一方案我们难以考虑；第二方案我们认为是好的，但法国有困难。如果别无选择，就考虑第三方案。会议认为现在双方都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愿望，可不提第三方案，而是提出新的直接建交方案比较适宜。会议委托周恩来、陈毅代表中国政府同富尔进一步磋商。 11月 2日晨一时，阅周恩来十一月一日二十四时关于当晚同富尔谈判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晚间我和陈毅会见了富尔，提出中法直接建交的口头方案，他表示同意。关于这一方案的书 〔1〕富尔提出的三种方案是：第一方案，不顾法国与蒋介石集团目前的关系，中法两国立即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大使。第二方案，法国宣布同蒋介石集团完全断绝关系，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大使。第三方案，中法两国推迟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暂时互派常设的半官方贸易代表机构。

11月 3日上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开会。 同日下午，会见阿联（今埃及）教育代表团。毛泽东说： 革命首先是依靠本国人民和干部。在建设中，我们还要依靠工程师、技术人员。我们的国家和你们的国家，如果没有科学技术人才，就搞不好。当谈到帝国主义认为白种人最高尚时说：他们认为他们是第一等人，我们是第二等、第三等人，就是不要相信这一条。 同日从上海到达杭州，住汪庄。刘少奇、邓小平等也到达杭州。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邓小平、柯庆施、罗瑞卿、 谢富治、田家英和华东各省委第一书记开会，讨论修改《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毛泽东还同刘少奇、邓小平等研究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商定以下两件事。第一、扩大宣传范围。过去中央多次通知不许各地方报纸刊物写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现在要开禁，中央、中央局、 省级的报刊都可以写反修文章。凡是在中央一级报纸公开发表的， 须经中宣部、中央批准；在各省、市、自治区一级报纸公开发表的，须经各中央局批准。地委、县委的报纸暂时还不要搞。 标语、 口号、歌谣、戏剧和漫画不要搞。第二、扩大传达范围。过去只是在党内传达到十七级以上干部，十七级以下干部、党员群众， 我们的人民群众，没有听过传达，以致议论纷纷，有各种问题。 现在到了普遍传达的时候了。把过去向十七级以上干部传达部 278 1963年 11月部传达的报告提纲，稍加修改传达到十七级以下干部，一直传达到基层支部书记。此外，再写一个提纲，向工人、农民、学生群众作报告，普遍传达一次。 11月 8日阅周扬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批示：“退周扬同志：讲得好，完全同意。”毛泽东对讲话作了几次修改，主要是加写了两段话：“这种情况看起来好似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 反科学的学说。 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科学和科学史本身，就是说明这种对立统一、对立斗争，因而得到发展的。”“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个看起来可怕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些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好像孤立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他们最终总会要胜利， 这就是列宁和第三国际。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这就是伯恩施坦和第二国际。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 ” 此外，毛泽东还将讲话中的“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革命党派愈

11月 9日到达上海。十一日，离开上海。 11月 12日上午，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毛泽东询问灾区群众的身体、口粮、燃料、副业等情况。汇报到救灾、治水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都是河北人， 你们就是要把河北的灾救出来！要把水切实地治起来！你们十年能把水治好吧？我七十岁了，看不见了，你们这一辈子把水治好吧！谈到防汛措施时，毛泽东说：河、水库要修，还要修村城（防洪堤）、镇城墙、县城墙，邯郸市那样的城墙，城墙要普遍地修。 城墙是个防卫武器，这种生产资料比牛、比人、比土地都重要， 因为堤一溃，粮食被淹了，人、牛都没得吃了。汇报到河北的十大水库今年在防汛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时，毛泽东说：我要从南到北把你们的十大水库都看看。趁水灾发财的人要教育一下，要表扬救人、救畜的人，要给牺牲的人立碑。汇报到群众手里还有些瞒产余粮时，毛泽东说：我历来赞成打埋伏（如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 ，不赞成挖空。打埋伏是个政策，要让他打埋伏少报。多收少报是好事，少收多报是坏事。汇报到救灾物资的分配，开代表会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公布数字、分配办法，防止干部包办， 搞新的“四不清”时，毛泽东说：这样好嘛！有这样做的典型材料吗？不光救灾这样搞，别的也应这样搞，我们的政策、办法就是要和群众直接见面。非灾区也这样搞。汇报到过去干部多吃多 280 1963年 11月占，只要诚恳承认错误，坚决改正，群众会原谅时，毛泽东说： 人有错是可以改的。除了罪大恶极、血债严重、群众不答应的以外，贪污这一条能改的就照常使用， 严重的调离使用也是必要的， 还可以劳动改造。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是要进行。我在中南开了一次会，在华东开了一次会，大家认为分重点、普遍两种方法进行好。重点的分批，三四个月一批，普遍的搞半月二十天，不普遍刹一下风不行。河南是重点与普遍相结合，湖北早就这样做了，湖南也提议这样搞。 原来在杭州会议上确定是分期分批，现在接受各地的经验，改变过来。 同日晚上，回到北京。 11月 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这个通知，对毛泽东十月二十五日起草的通知的修改稿在内容上又作了一些修改，通知的标题也作了改动。《通知》说：“在今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这个重要文件之后，十月间，我们又同河北、河南、湖北、 湖南、 广东五省省委、 若干地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分别开会商量， 然后， 我们又同华东局领导人， 华东各省委的领导人再商量了一次。 大家认为：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应当点、 面结合去做为最有利。 因此，在九月文件上作了修改，加进了点、面结合的一段，此外， 还有一些小的修改。由于这一改变，中央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也要在一些问题上加以改变。五月二十日的通知规定，中央 ‘决定（草案）’，凡

11月 15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 282 1963年 11月长切拉等，张鼎丞〔1〕等在座。毛泽东说：对付反革命分子，对付贪污浪费分子，单用行政的办法和法律的办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同党的工作、同群众的工作配合起来，这样比较好一些。比如讲，铺张浪费、贪污分子，一般说靠行政的办法是整不好的，他们就是怕群众，叫做上下夹攻，他们就无路可走了。要隔几年就整顿一次。对待这些人， 我们主要不靠捉人杀人，主要靠批评教育，就是用教育的方法改造人。我们相信依靠群众是可以把他们教育改造好的。至于少数分子，那是要抓起来的，但也是采取教育的方法进行改造。 我们第一要相信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般说是可以把人改造过来的，只有个别的人改造不过来。对个别屡教不改的人，那我们只好把他长期养下去， 把他关在监狱的工厂里工作，或者把他们的家属也搬来，有些刑满了不愿意回去的，就把家属也接来，安置就业。 11月 17日—12月 3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报告》和《关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说明》。大会号召全国人民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 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为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毛泽东出席了大会的开幕会议和闭幕会议，还出席了十一月十八日和十二月二日的全体会议。 11月 17日为即将在天津举办的河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 〔1〕张鼎丞，当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

11月 18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 11月 21日晚上，听取汪东兴汇报谢富治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说：题目〔1〕很新鲜，既然拿来了，我还是看看，但可以先讲，不必等我。 二十二日， 阅谢富治的发言稿后批示：“富治、彭真同志：此件看过，很好。 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 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2〕，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11月 2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内务大臣卡尤姆率领的阿富汗王国政府签订阿中边界条约代表团，陈毅、曾山〔3〕、黄镇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同我们签订了边界条约， 很好。我们两国之间本来是没有边界纠纷的，有了这个条约就更加好一些。卡尤姆说：我们不论在喀布尔还是在北京谈判边界条约的时候，都是在一种非常友好和相互尊重的气氛下进行的。这种气氛应该是二十世纪的人们应有的精神。毛泽东说：我们热爱和平。如果有人危害我们的独立，我们的天性就是奋不顾身地起来桿卫。有的人要搞颠覆活动，一定要把统治者弄死，这有什么必要呢？西方国家在这一点上是缺少文明的。 同日晚上，会见莫三鼻给（后译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外事 〔1〕题目是《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2〕指浙江诸暨县的经验。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 制服敌人，把“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内部肃反方针推广到用来处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 〔3〕曾山，当时任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内务部部长。 284 1963年 11月兼组织书记、葡属殖民地民族主义政党会议秘书长桑托斯。应桑托斯的请求，为莫三鼻给人民题词：“为了莫三鼻给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斗争！”会见中，毛泽东询问莫三鼻给的面积、工业、农业、土地占有关系、莫三鼻给解放阵线的组织情况等，并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桑托斯说：我们很多人要遵循您的榜样，在政治和斗争方面学习您的教导。另外也有一些人从另外一方面学习您-学您的诗，我就是这样。我要用诗表达人民的痛苦。毛泽东说：你三十四岁，很年轻。我学打仗就是你这么大。打仗会有失败，经过成功和失败最后取得胜利。如写诗一样，有些诗不能用，要经过修改，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修改，甚至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者思想好，但文字表达不好，要经过修改。你写过不要修改的诗吗？我要修改。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想。 同日晚上，同康生谈对他主持起草的毛泽东给苏加诺的复信稿的修改意见。二十六日晨二时，阅康生二十五日报送的复信修改稿后，批示：“请尚昆同志即办。”复信中说：我很高兴地接到和阅读了您十月二十三日的来信。您在来信中，表示对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感到不安和忧虑，并且希望通过协商很好地解决意见分歧。对您的这种好意，我和我的同事都非常感谢。这些年来，对于中苏意见分歧，我们采取的态度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通过平等协商消除分歧。今后，我们仍将坚定不移地采取这种态度。亲爱的朋友和兄弟，您可以相信，我和我的同事，我们的党和我国人民，都将一如既往，为加强中苏团结，加强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11月 2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古巴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诗人比达 •罗德里格斯和夫人。谈到鲁

11月 29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南京部队前线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 。演出结束后，同剧本作者、 话剧团团长和演员一一握手，并合影。 11月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接连进行了两次批评，指出： 一个时期， 《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 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 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 “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12月 3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杨尚昆、伍修权 286 1963年 12月送交苏共中央十一月二十九日致中共中央的信。毛泽东当即决定由邓小平在正在进行的第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会上宣读这封信。苏共中央的信，要求停止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并提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 12月 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拉洛塔率领的哥伦比亚“工、学、农运动”学习代表团，伍修权等在座。毛泽东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他说：搞革命总是要自己创造经验。 我这一'辈子就是在打仗中过的，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从没有打仗的决心到有了打仗的决心，从不会打仗到学会了打仗。武装斗争， 要学会消灭敌人，敌人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一下子都歼灭是不可能的。打歼灭战，要选择时间和地点。武装斗争，要搞根据地，要有单独的农村政治经济纲领。你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 群众不管你是什么官，也不看你穿什么衣服，只看你的政策。他们也不管你是什么党，共产党的政策错了，他们一样要骂你。知识是从哪里来的？知识是从群众中来的。我们如不进行调查研究， 就是什么也不懂。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研究周恩来、陈毅访问非洲国家的有关问题。 同日审阅准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的清样，写信给田家英：“‘钟山风雨’ 一诗，似可加入诗词集， 请你在会上谈一下，酌定。‘小小寰球’ 一词似可收入集中，亦请同志们一议。其余反修诗、词，除个别可收入外，都宜缓发。 《八连颂》另印，在内部流传，不人集中。”六日晨，再次写信给田家英：“今天或明天开会讨论诗词问题，我现再有所删节改正， 请康生同志主持，提出意见，交我酌定为盼!”

12月 9日阅张爱萍、李天佑〔1〕十二月二日关于蒋介石军队可能袭扰大陆的报告。报告说：我们接到总理十一月二十七日关于应该进一步研究蒋军可能袭扰的新特点、新花样和我们的新对策的指示后，总参各有关部门马上作了研究和布置，现将研究的结果报告。毛泽东批示：“敌人小、中、大袭扰足以锻炼我军民的战斗能力，是好事，袭扰越多越好。故第八项措施〔 2〕，暂时不应采取，将来视情况再说为宜。” 12月 11日阅王鹤寿十二月九日关于冶金工业部所属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情况的报告，批示： “薄一波同志：此件请你看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请你查告我。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12月 11日或 12日阅新华社十二月十一日编印的《内部参考》（增刊）第六三九期刊载的《苏联学术界近年对控制论哲学问题的讨论十分热闹》一文。文章介绍了苏联学术界关于机器能否思维有四种意见。其中第三种意见认为说机器能够思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是与其把机器同人对立起来，倒不如更多地研究人与机器共栖的问题。毛泽东对这种意见批注：“调和派”。第四种意见认为机器模拟思维的问题还需要实验研究，机器与人不同在于人能够进行创造性活动，今后控制论要研究创造性问题。毛泽东对这种意见批注：“慎重派”。文章说关于控制论与社会的关系，有一种看法认为应当利用控制论去解决人类社会调整的问题，控制论在争取和平中也应起作用，和平是能够也应当被控制的。毛泽东对这种看法批注：“这是一种主观唯心的形而上学的 〔1〕李天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指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在政治上、外交上和宣传上采取相应的配合措施。 288 1963年 12月理论，否认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和平在一定条件下能控制，因为敌对的双方都不愿意打仗。到了新的条件下，双方中的一方，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自己认为非打不可了，不能控制了，仗就打起来了。” 12月 12日阅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十二月九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刊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1〕一文，批示： “彭真、刘仁〔2〕同志：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 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 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 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同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秘鲁共产党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一行，赵毅敏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今天发表了一篇六评苏共公开信。赫鲁晓夫叫停火〔3〕，我们不忙于答复他，我们的文章还没有答完呢，回答还是要回答的。关于世界矛盾的焦点，毛泽东说：革命形势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因此，矛盾的焦点不在欧洲和北美，而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 〔1〕文中说：上海市委很注意曲艺等群众艺术工具，柯庆施亲自抓曲艺工作。一是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问题；一是抓故事员的问题。 〔2〕刘仁，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 〔3〕 1963年 11月 29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停止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

12月 12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和 1963年 1月 16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致词，苏联《真理报》1963年 1月 7日和 2月 10日的编辑部文章，以及法共、意共某些同志攻击我党的一些有关的材料。对于赫鲁晓夫的两篇讲话和《真理报》的两篇文章中的突出的错误论点，将用黑体字排印，以引起读者注意。我们暂时还不发表文章直接回答赫鲁晓夫和《真理报》，而是用发表他们的文章并把其中某些地方排印黑体字，和发表批评法共、意共的文章等方法，不指名地予以反击。至于何时直接地、指名地回答赫鲁晓夫和《真理报》，还要看斗争形势的发展而定。 192 1963年2月基础上的团结”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二十日， 审阅陈伯达十九日晚送审的这篇文章的引言和第八部分的清样。 陈伯达送审时注明：“根据您的指示，第一部分加了一些话，第八部分加了两千多字。”毛泽东阅后批示，指出：“改得很好， 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这篇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一九六三年第三期、 第四期和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至四日《人民日报》， 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12月 13日为转发李瑞山、华国锋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1〕和中共湖南省委转发这个报告的指示〔2〕，起草中 〔1〕李瑞山、华国锋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说：我们省委的几位同志和各地、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一行 32人，于 10月 29日至 11月 5日参观了广东省的农业生产。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 广东巳经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突出的体会有六条： 一、 广东省在高举三面红旗方面非常突出，他们一直坚持大办水利，推广良种，合理密植，办劳动大学等。二、广东省在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方面非常突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十分重视的经验。三、广东省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方面非常突出。一是复种指数高，一是每季都高产。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启发，单产潜力是很大的，增产到顶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四、广东省在抓水、抓肥、抓种方面非常突出。特别是水，我省必须大力发展电力排灌，这是当前的重要措施。也应更积极地生产化肥，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条件的。五、广东省在抓经济政策方面非常突出。 例如， 粮食和甘蔗的征购任务， 都按照中央的政策规定， 一直落实到生产队， 超产部分由生产队处理。这些经济政策大大地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省究竟怎么办？还需要看粮食情况而定。六、广东省在农业生产上走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非常突出。通过这次参观，大家都感到扩大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学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应当把广东的经验和湖南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地加以运用和推广。 〔2〕中共湖南省委 1963年 12月 7日将李瑞山、华国锋的报告转发给湖南各地、市、 县委，省委各部委，各厅局党组，要求一直发到公社党委和厂矿党委，强调各级党委的同志必须看，让大家照照镜子，展开讨论，把从先进地区、先进单位学来的经验，很好地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290 1963年 12月央指示。指示说：“中央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固步自封，骄傲自满， 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 (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 只爱听赞扬的话， 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 外市、外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高级中级干部去虚心地认真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及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刻，敷衍几句了事。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 “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 “中央在这里所说的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是指一部分同志，不是指全部同志。 但是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虚心地认真地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地别单位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 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请你们加以讨论。以后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及中央全会上加以讨论。 ”指示最后说：湖南省委从一九六一年开

12月 14日复信林彪。信中说：“你的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你对两个文件〔 2〕 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 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运动两个文件，十一月中旬就发出去了，本月上旬各省已有反映，在一些地方的生产大队全体队员及五类分子（有的多到七百多人听讲） 开会时向他们宣读，分组讨论，效果很好。军队如能照此办理， 那也一定会好的。由团营两级理解力强的军政干部向连队一切人员分几次宣读、讲解，讨论，由群众提出意见，讲解员解答疑难问题，是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社会主义政策教育运动的。 军、师两级也可派一部分强的干部下去，杂在团营干部中，向连队宣读、 讲解，作为军官当兵的一种形式。至于高级首长，例如瑞卿、萧华、杨勇、廖汉生〔3〕、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4〕等等同志也应该择一二个连队去作一二次讲解。讲解要联系环境，先要对 〔1〕田仁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2〕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3〕杨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1965年 2月、11月又先后任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廖汉生，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4〕刘亚楼，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12月 16日关于工业部门学习解放军的问题，致信林彪、 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萧华。信中说：“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 294 1963年 12月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1〕和三八作风〔2〕 。 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 (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 ，如同石油部那样。” “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 “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 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 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同日罗荣桓〔3〕在北京去世。毛泽东任治丧委员会委员， 十七日到北京医院向遗体告别。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问题的汇报。开会前，毛泽东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同志默哀。默哀后，他说：罗荣桓同志原则性强， 表里如一， 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党内要团结。 党内不纯粹，这是社会现象。 党内有各色各样的人，要团结多数， 做到比较一致。允许少数同志犯错误，公开犯错误可以，不许秘密搞鬼。聂荣臻汇报后，毛泽东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 而且必须打好。 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 〔1〕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2〕三八作风，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 〔3〕罗荣桓，生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2月 18日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1〕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2〕等的汇报。 毛泽东看了河北的代食品，说：守着这样一个渤海湾，为什么不搞些鱼呢？搞一二十只渔轮嘛！搞个几年计划，增加几十条渔轮。 天津市能生产渔轮，就要搞一些嘛！谈到整风整社问题时说：先教育干部这一条，过去我们就没有学到。现在先要搞几十条，让他们学习嘛！讲了十几年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什么等等，结果一做起来就忘了，刮“共产风”。谈到分配大包干问题时说：分配大包干，基本核算单位下放，我看了南宫的报告， 大包干推动了秋收、种麦和征购。基础还是放在“脚”上，不能放在 “腰”上。谈到劳动组织时说：十几户的就不要分小组了， 二十几户的要分。田间管理包工到户有利，能利用全家的辅助劳力。当刘子厚谈到邢台的包工到组结合包工到户的经验时，毛泽东说: 这与安徽的差不多，大农活集体干，小农活包到户。但有的大小农活都到户了，就成了包产到户了。谈到过去经验教训时说：你们过去一百四十多个县，合成六十个太大了，现在又分成一百三十多个就好了。一百四十多个县并成六十个县，也是一股风呀! 这也是宝贵经验。 过去搞过“三包一奖”，搞过平均主义， 搞过形式上的评工记分，取消地委，搞食堂，搞粮食供给制等等， 这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现在看来，这是很可笑的事，但是非常宝贵。 工业上也出过许多笑话。如果没有这些，就没有反面的经验。谈到目前各县正准备搞生产规划时说：还是要留有余地，再搞计划， 要踏实，别搞主观主义呀！要求实。你们各县搞计划不 〔1〕阎达开，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副省长、河北省政协副主席。 〔2〕万晓塘，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12月 19日阅解放军报社本日关于贯彻林彪提出的军队要加强学习地方的指示的报告，将报告中的“林总”改为“林彪同 〔1〕死光，即激光。 296 1963年 12月志”，“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二十五日，在莫文骅〔1〕 关于协助工业部门训练政治干部的报告上批示：“此件中，将职务称号（如毛主席）一律改为姓名加同志的称号（如毛泽东同志）， 习惯称号（如林总）一律改为姓名加同志的称号（如林彪同志）。 此事沿引了几十年了，不像样子。引起了一些官僚主义的作风。 官长同士兵之间，上级同下级之间，造成了某些不自然和某些隔阂。地方也是这种情形。我建议坚决地改过来。” 12月 22日阅康生转送的许立群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俄文本的报告。报告说：《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俄文本的译稿， 早已定稿，但根据主席指示，尚未出版。由于目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形势，同三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我们建议俄文本即由我外文出版社出版。毛泽东批示：“刘、邓、彭阅，退康生照办。” 同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越南南方劳动解放协会代表团。毛泽东询问解放阵线根据地的位置、敌人的兵力、解放阵线的作战能力等。他说：你们可以打埋伏，在敌人运动中消灭他们，切断交通线，突然袭击。同时在人民当中要进行教育工作。你们要依靠人民，只有依靠人民才有出路，真正解决问题还要靠南方的人民。要做敌军工作，在敌军内部做工作，可以争取中间偏左的军官。你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想问题，不要照抄中国经验，具体条件不同。 12月 23日为转发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向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宣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文件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军委总政治部、中央各部委党组和党委的批语：“（一）江苏省委十二月二十日的报告，请你们研究参 〔 1〕莫文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

12月 24日批示林克：“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十二月十三日在旧金山的一篇对华演说，另史蒂文森在联合国十二月十八日、二十二日的两篇对华演说，以上共三篇文章，请你找来给我为盼！” 12月 26日七十岁生日。邀请章士钊、王季范、程潜、叶恭绰〔1〕来中南海颐年堂作客，并请每人携带一位子女同来。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女婿孔令华，和部分身边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宴请。 12月 27日复信胡志明：“几次来信， 都已收到，甚为感谢。 中苏谈判，几个月后可以开第二次会，目前几个月内还不宜开， 因为没有什么新鲜的话好讲。在十一个党会议上共同商定政策以后，中苏就可以开会了。看来不止谈三四次，可能要谈十几次或几十次，谈几年到十几年，才能谈出个有利于革命有利于真正团结的结果来。对此我们是有耐心的。目前国际形势很好，料想你和你的战友们也感觉到了。听说你们的中央全会开得很好，谨致热烈的祝贺。新年将到，敬致贺忱。” 12月 28日阅外交部十二月二十六日编印的《新情况》刊 〔1〕叶恭绰，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 298 1963年 12月载的《美国对华政策新诠^^对希尔斯曼十二月十三日演说的几点看法》〔1〕一文后，批示：“刘、邓，外交部、外办的同志们： 这篇分析很好。建议写一篇文章公开发表，要认真研究亚洲情况， 进行合理的批评。在半月内写好，多次研究、修改，采取攻势。 同时将希尔斯曼的演说发表。 半个月不行，一个月两个月也可。” 12月 30日阅中共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十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给中央的报告，批示：“这个文件很好。 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 〔1〕这篇文章说：希尔斯曼的演说是美国总统约翰逊上台后美国官员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首次政策性文件，也是长期以来美官方关于对华政策的一篇全面阐述。演说有些新的提法，如实际上带有批评口吻地承认美国过去对中国的估计和政策不现实，要求“冷静地估计一下”中国问题，呼吁“彼此谅解和尊敬”，这些表示均为过去官方所未有的调子；比较明显地目前重点并非积极期望改善中美关系，而更多着眼于稳定远东和亚洲局势的战略考虑，以在外围遏制我国为主；肯定其“长期行之有效”的对苏联“采取保持实力和坚定而又准备谈判的政策”，长远说来，对中国也适用；还提出了所谓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从以上几点看来，希尔斯曼的演说在保持中美关系僵持局面的情况下似为今后可能采取的某些灵活松动的做法留有余地。文章认为， 演说的调子虽然比较和缓，但是它并不说明美国对华政策有什么改变。如仍然认为中国是美国在远东面临的“最大最麻烦的问题”，美国需要在中国周围建立一个包围圈来“遏制”中国，继续执行不承认中国和对中国大陆“禁运”的政策，要我国接受“两个中国”的局面等等。约翰逊上台还不到一个月即急于发表这篇说明和辩护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说，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当局的处境很不好过，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很大，不能不作出必要的澄清。

12月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鹦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300

1963年5月 223 还有若干问题需要作出决定，有些则是在过去指示中提出来了， 但是不明确，不系统，尚未引起人们注意，需要重新加以明确的系统的说明。这些问题共有十个，都是互相联系的。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经过了建国以来的十三年的实践，才能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文件，特别是在近三年中，即一九六〇年中央发布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起，直到今天，才能写出现在这个决定。可见认识客观事物，需要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 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 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 “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 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 即从客观外界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 由精神到物质， 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224 1963年5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 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这段话的主体部分后来作为一篇哲学短文，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编入一九六四年五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 〔1〕 决定草案共十个问题，即：（一）形势问题。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三） 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 （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 （五）依靠谁的问题。 （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问题。（八）“四清” 问题。（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以上十个标题，都是毛泽东加上的。 毛泽东对这十个问题的内容作了改，其中，对第十个问题加写了一段话：“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 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 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 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 〔 1〕 1965年 4月出版的 《毛泽东著作选读》 （甲种本） 第2版， 也编入了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

1963年9月 263 的。以戴高乐〔1〕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 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在中苏问题上，还是这个方针，叫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的方针去做。就是跟蒋介石的斗争，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留有余地。 我们说，金门、马祖归他，军队可以不撤，将来好见面，反对“两个中国”。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城乡的工作应该抓紧做好。刚才总理讲的城市“五反”、农村十条〔2〕，十条主要包括三个内容，一个阶级斗争，一个“四清”，一个干部参加劳动，在明年这一年要进一步展开，可能后年还需要一年，也许要三四年才能搞好。要团结绝大多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孤立那个极少数的确是破坏分子、反动分子的人。至于有些人，他现在不赞成我们的方针，他公开批评，对这些同志，或者这样的人，是个说服的问题，这是少数人，不要紧。我们现在搞农村“四清”、 城市“五反”，实际上是为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 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 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 〔1〕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总统。 〔2〕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 264 1963年9月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二三十年以后，我们这些人不在世了，没有人看了， 你就得改。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 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 邓小平在总结这次会议的情况时说：这次会议，大区同志来了四十天了；正式工作会议，各省同志是五号来的，已经二十三天了。现在，会议的四个议程已经进行完毕。第一个议程，关于计划问题，实际上，里头还有一个粮食问题，大体上就定下来了。 第二个议程，关于农村问题。有两个文件：第一个文件，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1〕，经过各组讨论，认为大体上是比较好的，今天把这个文件基本通过。第二个文件，是关于农村工作的若干问题，大家感到这个文件涉及很多具体问题，经验还不够，文件不够成熟，主张大家回去再摸一下情况，以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处理。第三个议程，关于 〔1〕这个文件共有 10条：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 二、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三、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四、 关于贫、下中农组织；五、中农问题；六、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七、 关子千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八、 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 九、对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处理；十、正确对待地主、 富农子女问题。这个文件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1月 14日讨论通过后发出，题目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通称“后十条”或称第二个十条）。

1963年 11月 275 面稿子，我答应明天交他。现将书面方案〔1〕送上，请主席核示。 毛泽东批示：“很好，照此办理。” 同日下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开会， 继续商议中法建交等问题。 同日下午，在上海会见富尔和夫人，周恩来、陈毅等在座。 毛泽东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我们这个协议〔2〕，还有人会反对，就是美国。富尔表示，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要征求美国意见，可以自己作出决定。毛泽东说：好。你们不同于日本，也不同于英国。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同我谈过，他也很不赞成英国受美国的影响太大。现在美、英、苏三家直接打交道，特别是美、苏两家，把法、中等国态度置之不顾，但也不能把情况看得太死太僵 。现在美国要给苏联很 〔1〕中国政府提出的新的直接建交的书面方案是：1.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换大使。2. 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来照， 愿意立即建立中法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并且互换大使。 3.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并且立即建馆，互派大使。中国政府之所以提出上述方案，是由于中法双方（周恩来总理和富尔先生）根据富尔先生所转达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对下列 3点达成了默契：1.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2.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3.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它驻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这个书面方案的标题是《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1963年 11月 2日）。 〔2〕指表述中国政府提出的直接建交方案内容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 276 1963年 11月多东西很难。还是从伦敦经过巴黎到东京，把这个工作做好。戴高乐有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想法，再扩大一点，通过北京到东京。 富尔说，这是个好意见。毛泽东说：美国人哪个地方都钻，谁不听话就整谁，敢跟他提意见的国家不多。但情况在变化，再过五年、十年变化会更大。谈到杜勒斯时，毛泽东说：此人较爽直， 愿意人家知道他的心，只是一面派，不是两面派。杜勒斯比其他人好些，他坚决反对我们，但公开讲。当富尔问中国的人民公社试验情况如何时，毛泽东说：看来是成功的。什么叫公社？就是大规模的合作社，把相互关系调整一下，很有用处，特别是对有灾地区，如河北有大水灾，湖南南部有大旱灾。对丰收地区也很起作用，如上海附近的江苏丰收了，浙江、湖北也丰收了，大多数地区都丰收。有人说公社垮台了，看来垮不了。富尔问中苏分歧是由什么引起的？毛泽东说：是由于对马列主义的解释，是由于对死人的看法。死人都是欧洲人，马、恩、列、斯，对他们的态度，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人身攻击，我们不同意。 同日晚上，在上海会见尼泊尔王国全国评议会议长塔帕和夫人，以及塔帕率领的尼泊尔王国全国评议会代表团全体成员， 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等在座。毛泽东说：我昨天才到上海，知道你们代表团已到上海， 很想见见你们。我们和你们见面感到平等。 你们不压迫我们，我们也不压迫你们；你们不欺骗我们，我们也不欺骗你们；你们不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我们也不在你们那里搞颠覆。我们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也签订了友好条约。谈到修建从尼泊尔通向西藏的公路时，毛泽东说：单靠老百姓修路速度太慢，应派工程兵团去加速修建。我们内地和拉萨还未通铁路，还要过几年以后，才能有通往拉萨的铁路。铁路到了拉萨，我们和你们交流物资就方便了。毛泽东说：现在世界正在起变化，几个大国要控制小国是不行的。我们也受欺侮，他们欺侮我们没有原